茶余饭后之悠游人生 — 周国平与崔健的对话（二）

崔健：现在有许多人约我采访，做口述实录。我自己觉得有点尴尬，首先我没有觉得自己戴有这么多头衔，我有点尴尬是因为真让我说的话，我可能说不出什么来，我全都是随便说，旁敲侧击的，比较松散。我也不愿意马上跨到另外的领域里。我在生活中只不过是坚持了一下自己应该坚持的东西，所以，如果不谈音乐，而谈学术，长篇大论，我就觉得自己在做自己干不了的事。我对这事比较慎重，很多人约我，我都没有轻易答应。
一是因为我还年轻，二是我认为音乐的部分太重要了，如果我不强调音乐的话，等于我说的话都是废话。因为这些角度本身，包括感性的和理性的东西，实际上都是音乐给我的。如果让我谈的话，我的攻击性主要在这上面，从音乐的角度上产生出一些文字，去攻击纯文字的东西。我还真设想到许多人愿意听，愿意听来自吉他的一种批判，来自音乐的对文字的批判。如果不谈音乐、只是空谈文字的话，首先我就觉得空洞，这是第一。第二我会觉得我自相矛盾，我的感染力不应该放在这上面。我要是真的想把我真正的想法表达出来的话，我觉得我主要的东西还应该在音乐上，主要的力量使在音乐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在音乐里。有些东西是直接的，只有在直接的形式里内容还在。我发现做音乐比做文字难，并不是对所有人来说。而是对我来说。如果我跟文字打交道，碰到困难我能跑，因为我是做音乐的，可是在音乐里碰到困难，我就只能解决它。就文字来说，我只是看到一些我不喜欢的，一些甚至我不撞的恰好我又不喜欢的东西，我就开始去说。

周国平：我们的领域的确很不同，我是搞哲学的，对于音乐是外行，你是搞音乐的，大约很少读皙学书。不过，我还是想看一看。这两个领域能不能沟通。其实，哲学也不完全是文字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感悟。而你呢，事实上对于文字的感觉也非常好。

崔健：实际上是音乐，特别简单。按音乐的感觉，一句一句写，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写完了一看，哦，是这个意思。

周国平：今天我想和你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艺术家的自我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艺术家是敏锐的，比常人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病痛和希望，因此往往被看做时代的感官、测试仪、先知、发言人。另一方面。艺术家真正追求的还是自我表达，是艺术上 的完美，因此本质上是独立于和超越于时代的。这个问题对于一个摇滚歌子也许更加突出。从西方的历史看，摇滚作为先锋艺术有很强烈的时代感，卷入政治好像很深，往往激起政治风波，摇滚歌手往往被看做街头造反者的一种旗帜，青年人反抗现有体制的代言人。同时,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艺术家，拥有鲜明的自我。我想知道，你自己感觉这两方面是否有冲突？

崔健：我觉得所有的艺术家，不说百分之百。就说百分之九十吧，都是愿意影响当代人的。我不相信一个艺术家是为下一代人活着，实际上艺术永远不可能与平行于自己的时代脱离，在愿望上也没有。摇滚恰恰更直接一些。直接得已经不能算是艺术，它以第一速度。脑筋里不转弯了，尽可能最快地形成表达。现在我发现摇滚乐也已经腐朽了，有一种新的音乐，黑人的freestyle，跟着节奏即兴说。我觉得中国文化更需要这种东西，虽说是西方的，其实是人体里的。人有了一个想法。马上看到它变成事实，这是特别大的快感。为什么艺术家说的话别人说不出来，实际上就差一点，就是艺术家想看到这些东西，别人不敢看。艺术家想到的东西，他能把它做出来，他觉得这比有多大的安全感、多大的财产更有快感。这是价值观念的兑换，在速度面前达到一种做人的标准。这就是音乐的力量，我原来没有意识到．最近才发现的。
一般搞音乐的人也不会理解这个的。

周国平：这和美术界的行为艺术是不是有点相似？行为艺术也是这样，它已经不能满足于在架上描绘，嫌那样太慢，想马上看到事实，所以直接用身体、用行动来表达。

崔健：任何艺术，包括绘画，它本身的过程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不，一个非常非常知识分子的过程。绘画就是知识分子，只要你一沾绘画，就是知识分子，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精雕细刻，必须运用思想，这还不是一种诚实。因为我发现许多艺术家，行为艺术家。他们在艺术里面敢于真诚，敢于日险，甚至敢于死亡，但是在面临危险时一点险不敢冒。不像献身于艺术那样献身于自己应该做的事。

周国平：你觉得这样不对吗？艺术家参与社会是有限度的，他应该用作品、而不是用直接的社会行动说话。我甚至觉得行为艺术也已经越界，不再是艺术了。

崔健：我觉得绘画是非常理性的东西。在节奏里，在第一速度里，在表达的即兴叙述中，是不允许你这样的。这对社会环境是特别大的挑战，就是我要求言论自由，同时我又是娱乐，我不是搞政治，我也不想搞任何学问。因为槁学问有特别大的压力，可能搞得不如你，我就永远没有权利说话。音乐恰好防止这个，在音乐中，不管你是谁，可以用最健康最娱乐的方式表达你的力量。通过freestyle，甚至你身体里有你自己不知道的一种东西，都有机会不假思索他说出来，使灵魂的力量得到释放和展示，同时又没有造成任何暴力，非常暴力的东西却没有暴亢的结果。这种东西也许不能说完全是音乐的。但起码我个人能意识到这种东西，这是音乐给我的。节奏对人的生命力量的挑逗，对人格的挑逗，根本不是行为艺术所能完成的。
现在西方那些传统能够谈论的艺术，我更看不下去，陈词滥调，甚至有些人是在撒谎。真正的社会问题他们避而不谈，完全不关注人的生存，包括黑人和少数民族，包括环境意识。社会最底层永远没有机会受到教育的那些人，他们身上同样有特别美的东西，在生长的东西，这种力量可能就是来自音乐。知识分子真的做不到这一点。音乐就像吃饭一样，是一种本能的东西。你到西方国家看看就知道了，好的音乐一出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了。这种关系我在中国没有体会到，中国可能只在好的文字面前才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我在丹麦参加艺术节。七个舞台，赤橙黄绿青蓝紫，晚上十点钟。天边的火烧云像布景，到处都是音乐，都是年轻人，这种景象难以描绘。当时我首先感到幸福，马上跟着就是伤感：这不是我的。不是我们的，不可能和亲朋好友分享。我至今认为，中国人是很爱听音乐的民族，说中国人不爱听音乐，这是特别大的误区。你想想，七十年代邓丽君进来的时候，八十年代我们刚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听音乐基本上和国际是同步的，和香港是同步的，摇滚乐是超过香港的，现在落后了。所以我不相信中国人不爱听音乐，而是文字过于强大了，文字的终极审判的权威造成了各个感官的关闭。在西方，因为音乐太强大了，写文字的人就有约束，不敢轻易地乱写。中国文字发展特别快．我是指对摇滚乐的评论，都在炒作摇滚乐，但摇滚乐的现场演出特别差，粗糙之极。唱片制作也是，盗版，是生活环境让我想这么多，否则我才不会想这么多呢。这和音乐实际没有关系，音乐本身是高兴的事情，这些东西跑到我面前了，使我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