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余饭后之悠游人生 — 周国平与崔健的对话（三）
作者：周国平、崔健 阅读3412次 更新时间：2002-09-16
崔健：摇滚乐的本能也是愤怒。当我表达愤怒的时候，我感到更大的快乐。我能马上发现我们的力量，不光是魁力、诱惑力，还有煽动力，它使你受到精神上的鼓励，感到你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这当然有膨胀的危险，但的确是巨大的快感。这是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情，同时又受到鼓励。是这样一种快感。
周国平：有好些人把你看做一代青年的代言人，认为你的作品喊出了他们迷惘、愤怒、反叛的心声。这也许是事实，不过我相信。这不是你的初衷，你不是有意要做这个代言人的。比这更原初的东西是你的生命感觉以及你对自己的生命感觉的表达，你首先是想表达自己，你的表达引起了一代人的共鸣只是一种自然后果，或者说是副产品。我本人比较反感一个艺术家刻意追求社会影响，也不相信这样的人会是好的艺术家。我不反对艺术家有社会责任心,但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这只能是第二位的东西，第一位的东西永远是他的个性，他自己对生命的体验和他自己对世界的认识。
崔健：我觉得听音乐的角度应该完全放在个人的立场上，个人的出发点上，不是因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也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完全是出于个人原因，这才可以开始谈论音乐。音乐必须51％以上是个人的，否则的话不是音乐，是工具，或者说不是好的音乐。世界上只有两种音乐，好的音乐和坏的音乐。对音乐家来说是认真做和不认真做的音乐，风格什么的都不用谈。中国人可能因为长期的麻木，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想听什么样的音乐了，只能是依靠另外的一种东西来安慰。文字真的能够安慰各种各样的疾病，中国的文字强大，能够钻到各个领域里。后来我发现，这也是一个政治关系，文学中的上下级关系，高层与低层的关系，就是种政治。有些文人大唱民主，大唱理想，一旦得到某种东西，他们会用那种亵读民主的方式去处置后代。一代一代都是这样。
周国平：我对这种现象也很反感，中国的文人爱唱拯救天下的高调，却很少想到需要拯救一下自己的灵魂。不过，这不是文学的罪过吧？文学本身就会造成这种情况吗？
崔健：在中国恐怕是这样。中国文字有一种腐朽性，它有一种权威性，首先是因为这种权威性，才造成这种腐朽性。我不敢这么说啊，这话说得太大了。不过中国的传统文学最起码是人类的财富。还有中国的传统哲学。可能中国文化是个人文化，应该正面承认这一点。中国文化的五千年历史，也许人们没有意识到，它在往前走。不是恶性地往前走，而是进步地往前走。实际上就是进入环境意识。
周国平：我的理解可能跟你不太一样。在中国的主体文化里，个人是没有地位的，强调的是主体文化里，个人是没有地位的，强调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固，等级关系，为了这种东西可以牺牲掉个人。中国人的自私与西方的个人主义不一样，西方的个人主义是讲在这个世界上我是独一无二的，是别人不代替的，所以我很看重我这一辈子，我照自己的心愿活，别人不能强制我。这其实是所谓的个性主义。这种东西中国还太少了一点。
崔健：理论上少。其实，不管跟谁呆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人人都这样，他自己的活法别清楚，而且跟任何人都格格不入。
周国平：你刚才谈到文字与音乐的对立？
崔健：我没有说对立，也许是我用词不当我是说文字造成了其它感官的关闭。
周国平：尼采有一种类似的看法，他说音乐是最原始的艺术，直接就是本能，诗和戏之类文字形式的艺术都是从音乐里派生出的，时间一久，与音乐的联系越来越弱，越来越没有生命力了。所以，应该回到音月源泉去汲取营养，才能获得新生。文字本是很抽象的东西，远离一切感官，与人的任何一种感觉都没有相似之处。文字太强大的确会导致对生命的压抑和扭曲。你的提法是对的。
崔健：中国的文字太强大了，所以说人们最后都要得到文字的承认，文字的证明。包括政府，也包括艺术家本身。美术界的评论人地位比艺术家还高，音乐界也快成这样了，很可悲的。人家说中国真正有学问的都是搞注释的，而不是搞创作的。这是很糕的。创造是要有痛苦的，而搞注释的人没有痛苦，只有赞美。创造需要付出一些代价。说中国人勤奋，在创造上可真不勤奋。而任何一个成功的创造者，一旦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后，马上就改变了方向，不继续创造，开始长肥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