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余饭后之悠游人生 — 周国平与崔健的对话（四）

崔健：最多在我做音乐之后，我用百分之二十的精力关注一下就完了，我根本不在乎。我也希望大家都这样，大家都有演出，但中国人特别喜欢拍媒体的马屁，他们觉得这是唯一成功的机会。其实不会，你把音乐做好才是唯一成功的机会。所有的记者可能都以为自己想毁谁就能毁谁，开玩笑的事，谁敢当面这么说，我必跟他较劲，怎么可能的事呢。你毁不了我，我还有法律保护呢，虽然法律在文字面前还嫌薄弱了一些。都说人言可畏，其实人言不可畏，只要你真正干事。就自然会有人支持你。还有什么“好话不出门，坏话传千里”，我不信这个！该怎么着怎么着，你把活做出来了，好话传万里。真的做出震撼人的东西，一下子，人全知道了。 你把人全震了，别人都住嘴了。

周国平：就是要靠作品说话。我发现，你和媒体是保持很大的距离的。

崔健：朋友已经提醒我了，说你的姿态变了。我过去不喜欢记者，是因为我害怕。现在我不怕了，我发现挺好。有些人开始提醒我了。说你现在对记者太好了。其实我是不怕他们了。不过，如果我不做演出的话，我一般不愿意接受采访。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和媒体配合，因为我发现，在中国，媒体和搞文字的一拨人确实是最开放的，与其他行业相比较而言。我还是相信搞文字的人，但是要提醒他们，你们过于强大了，你们应该去多关注，多扶植，我在做这工作。搞文字的人实际上是中国的精英，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文字是中国创造的最大机会和领域，谁都能写东西。而且我觉的中国的文字比任何文字都丰富多彩，我看翻译的东西，确实不如中文的原创作品。

周国平：那是翻译的问题。文学的成就，我觉得中国远不能和西方比，也不能和俄国比。

崔健：哲学呢？

周国平：哲学更糟。中国有没有哲学，这是一个问题，我是指纯粹的哲学。中国的哲学与政治、道德联系太紧。西方的哲学关心人的生存状态，问人为什么活，中国的哲学关心人际关系，问人与人怎样相处，所问的问题完全不同。文学也一样，实用性强，精神性弱。

崔健：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我一直以为，中国的文科是最强的，理科比较弱。

周国平：关键是中国只有文科，从比例来说，文科的确就很强大。

崔健：可是，我们都会觉得我们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来自中国的东西，这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内心中为什么对中国文化这么有感情，如果一点没有的话，那我们生活的尊严在哪里。

周国平：为什么一定要是民族的尊严呢？个人的尊严不一定和民族有关。

崔健：我没有说民族尊严。我为什么转到尊严上呢，因为尊严是个人兴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没有尊严是没有兴趣生活的。在国外，中国的护照非常受歧视，可能是这种压抑使你产生了一种民族情感。

周国平：这我能理解。刚才说到中西方的区别，我觉得，一个重要区别是，西方人把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分得很清楚，在私人领域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人的自由不可侵犯，在公共领域里，每个人都负有责任，对公共事务的责任不可推卸。一个是私人领域里的自由，一个是公共领域里的责任，界限很清楚，两样东西部不能缺。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很差，私人的事情自己不能做主，要去麻烦别人，公共的事情又不肯负责，喜欢袖手旁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文化里固有的东西，至少在漫长的历史中积累起来了。不少中国人去国外就带着这种东西，所以惹人讨厌，倒不完全是种族歧视。

崔健：我现在能做的事情，我知道就非常简单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我觉得一是健康，二是爱情，三是事业。现在我对事业的理解比较简单，就是干自己喜欢的事几，又能够养活自己。我坚持自己的活法，尽可能扩大自己文化的那种影响．这就够了，基本知足了。我发现我们上路了，就是对个人生存状态的维护。

周国平：我也觉得，你的作品与其说是社会批判，不如说是最直接地表达一种生存状态。说得书卷气一些叫人生探索。你的主题始终是生命的真实，寻求一种真实的活法。我看过一个听众的评论，他说你的音乐具有“一种令人不得不检讨自己是否虚度年华的力量，一种令人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活得真实的力量”。最大价值是“让人反省自己的生活状态”。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不过，你前后期作品的重点好像有所不同。前期主要是表达旧的理想崩溃时期人的精神的迷惘和解放，反对的是虚假。后期主要是表达商业化环境下理想的缺失，人的精神的孤独和无奈反对的是平庸。是否这样？

崔健：我说过我是四面楚歌，就是：体制的弊病，盗版，媚俗文化，行业内的毒品和江湖气息。我发现我们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可以谈论，我认为中国需要一个自我表述的革命，而对此肩负最大责任的是艺术家。所以，中国艺术界是世界上最幸运的，还有革命的机会。你瞧，中国有这么好的语言，却自己说不清楚自己，越有学问和思想的人越说不清楚自己。

周国平：你说的自我表述的革命，这个革命怎么做呢？

崔健：从现在开始，每天少说一句谎话，到一百天就是一场革命。我就是想听你说实话。

周国平：少说假话、废话、跑题的话、回避问题的话。回避问题的话大多了。你的摇滚倒是一种很直接的表达。

崔健：谁是真的，能感觉到，老百姓也清楚。你们多去听音乐，找音乐里能够让人的表达能力复活的那种东西。表述这个概念也挺操蛋的，挺知识分子化的。反正别忽视你的精神要求，你要表述的是这个东西，要记住这点。中国人有很好的语言墓础，很丰富。玩笑都很棒，讽刺，骂人，听起来很过瘾。可是，一说自己的经历就显得特别无能。要不就瞎吹。

周国平：中国人羞于说自己，不好意思说自己。
崔健：自闭。音乐是一种力量，中国诗人有音乐的这种力量，海子就不会自杀了。
中国诗人太压抑了，不是物质生活上的压力，他们不懂音乐，找不到方式，身体里有病发泄不出来。

周国平：普遍的自我封闭。摇滚能把这个打破吗？

崔健：摇滚已经不行了。中国现在的摇滚已经非常非常落后了，所以，所有成功的摇滚乐你都不用太关注，要关注朋友中有希望出来的。地下的都不行了，都已经形式化了。都是为地下而地下。中国艺术家生存环境最大的问题是体制，你要是不敢说这个，就基本上可以闭嘴了。这是生存环境问题，脾胃不和，什么样的病都会出现。艺术家是非常有功能性的，艺术放开了，中国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国，文化是强项，文化产业是巨大的产业。中国有多少人会讲故事呀，中国通过文字的人文关怀情绪特别高。一旦让中国开放讲故事，什么样的故事都会讲出来。
一旦开放，真是文化大国。就是需要机会。中国需要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不是政治上的，是真正人文的，就能出现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