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周国平——在新作问世之际
作者：诗卉 阅读9072次 更新时间：2004-07-21
连线周国平——
看周国平的作品很久了，最早认识他是从《安静》开始的，后来逐步地涉猎了《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悲剧的诞生》以及他的许多哲理散文，主要是海南出版社的四本一套：《灵魂只能独行》《风中的纸屑》《爱情不风流》和《智性时光》。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有缘在他推出新作《我的心灵手册》之际和他对话，年过半百的他给人非常亲切的感觉，于是，原先和一个思想者对话的紧张感消失了，他很有耐心地和我们交流了近一个小时，思维十分敏捷——期间虽然夹杂着他的宝宝啾啾的“打扰”——而他，既不失哲学家的严谨也丝毫未减少慈父的温情。
我想不仅仅是“女生必读周国平”，便在他的同意和访谈见报之日，将我们交流的部分内容公开出来，以飨读者：
关于作品
问：你的这部新作品是近期思想的积累么？我看到相当一部分的对自我赤裸裸的解剖，这是你对自己更深刻的认识么？
周：我是用现在的眼光写往事，并不是为了把这些事情告诉大家，而是把自己作为标本，跳出来看自己，看人性的现象，所以不觉得是暴露隐私。而是回答“如何认识你自己”这样的命题。
问：你现在的很多观念在十年前的作品里面都有所体现了，或者只是换种方式的表达，能否告诉我这十年您潜心研究了什么？
周：这些年我主要干了三件事情：第一是继续翻译尼采，而且想做尼采作品的导读本；第二就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语言的意义问题，我看了德文版的现象学和解释学的一些原著；再就是做了对西方哲学传入中国那段时期的研究，解剖一些传入后的现象，大概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那段时间的研究吧。
问：您早期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尼采，并且提出了对生命的看法，在妞妞走了以后我觉得您的作品也少了，有不少读者觉得您风格有变化？
周：（笑）变成什么样了？
问：很多人说，看了《妞妞》感到您从圣坛走下，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您觉得自己的思辩性，自己的文字会随着岁月的积淀而变得更加温暖么？
周：我觉得自己的激情是少了，但是更趋于平和，更加宽容了。
问：南极考察是第一次人文工作者的探险行为么？您觉得对您的哲学思想影响大么？回来后，您写的《南极无新闻》是对传媒炒作进行抗拒的表现么？
周：是国家批准的一次民间学者的活动。在南极的感觉很奇特，在那样一个天地广阔的荒原，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人类在自然面前真的很渺小。
是。你看过我的《南极无新闻》就会知道我对媒体是有一种抵触。
问：用尼采的话来说，商业成了文化的灵魂，记者取代了天才，报纸支配社会，人们都活在当下，不再关心永恒。他很早就批判快餐文化了，您也推崇“丰富的安静”，但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越来越浮躁，您怎么看待传媒的发展对“安静”的影响？
周：我觉得这个要从两个角度去理解。一方面，传媒的发展是抵挡不住的，这是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我想，作为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有定力，才能保持“安静”。仔细想想，这世界上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有多少是与自己有关的？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生活并不会因为过多的关注而发生实质性的变更。我觉得不一定要做第一天就看到新闻的人。
当然我有自己的办法保持安静，那就是阅读和写作，因为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关于哲学
问：怎么理解尼采的那句话：“你到女人那里去的时候，不要忘了带上一根鞭子！”能诠释一下“鞭子”的含义么？
能不能理解为“鞭子”是处世的原则和准则，就是为了提醒男人在欲望面前不要放弃自己的原则？
周：这样理解有点牵强，要通过语境去分析。这话是从老妇口中说的，我觉得是有种对年轻女孩嫉妒的因素在内。
问：你在一次讲座中提过现阶段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关注大众、寻找自己“灵魂”的反省还有待开始，将有漫长的路要走，而最近又比较盛行“公共知识分子”的称法，您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的？是该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吗？
周：我认为必须具备两点：第一，他是关注精神，关注灵魂的；其次，他较有意识地和公众接触，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想法。至于“社会责任感”，这是很虚幻的东西，要怎么改变社会，改成什么样的社会？这里面存在着一个价值标准，一定是要涉及到精神领域的问题。我的一些朋友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用作品直接影响社会进程。我不给自己树这样的目标。我写作只是为了安顿自己。
问：您提过，“在中国的哲学里边，我比较欣赏老庄哲学。我觉得老子、庄子的哲学，他们那种形而上学的深度要好得多。”——如何在无为和有为间协调当今生活？
周：我认为道家“形而上学的深度”比儒家高，还有就是道家喜欢超脱的态度我比较欣赏。我比较喜欢出世，但要是积极的出世，就是自己能跳出来，看事情的发展。
问：您曾经说过，一个健全的理想主义者是不该脱离实际和逃避现实的，因此终归面临着如何处理理想与实际、“一”与“多”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您怎么看待“中庸之道”呢？
周：我推崇的是积极的中庸。积极的中庸是你经历了两个极端以后，经过沉淀回到中点上来，这样的中庸比较丰富；而消极的中庸是比较世故，没经历过两端的体验，比较肤浅。
问：您说过灵魂的行走是为了寻找上帝，您心中的上帝是？
周：“上帝”是灵魂的一个指向，是灵魂的终极价值，应该说每个人都在寻找吧。我就是没法用确切的概念来界定这个范围，所以笼统地用了“上帝”这个词。
其他
问：您大力推荐的《小王子》我也爱看，您觉得适合“小王子”们居住的世界应该是怎样的？
答：应该是一切善良的单纯的人居住的地方，大家都按照自己的心情生活。当然，这其实是乌托邦，很难实现的。
问：当今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很高，比如要能“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你自己对女性的角色定位有什么看法？
周：大自然已经给了女性永恒的角色定位了：女儿，妻子，情人，母亲，这样的角色不会被时代改变了。
问：男人通过征服世界而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男人与女人的纠缠归根结底是征服的问题。你怎么看待两性的“征服”？
周：我认为，征服是对“心”的征服，而不是做彼此感情的俘虏。只是男人和女人的方式不一样：男人是因为赢得了世界进而赢得女人的心；而女人是通过赢得男人的心来赢得世界。
针对目前名人写自传越来越早的现象，周国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写自传，年轻人也一样可以，只是不同年龄写出来的自传会不一样。“明年我就六十岁了。尼采44岁写了《看哪这人》，卢梭58岁完成《忏悔录》。我没有与他们相比的意思，只想说明，我现在写自传并不算太早。之所以现在就写，不是怕以后人气衰落了，作品没人读，而是怕精神衰落了，写出来的东西没有现在好看。”
周国平希望自己写一部比较严肃的、记录自己心灵成长史的自传，哪怕读者少，他也并不在意。“我的自传是为了对自己有一个交待，而不是为了娱乐大众,在目前的图书市场像卢梭《忏悔录》以及《邓肯自传》这类真正好的自传还是太少。”
至少我不作秀
记者：新书中几次提到了卢梭的《忏悔录》，您是想把自己的自传和它做个比较吗？
周国平：这种差距太大了。我的自传绝没有这种野心，我并不奢望其能成为这样的一部名著。
记者：谁都希望自己能给后人留个美名，那自传是否都有自我美化的因素？
周国平：是的，任何一部自传都是作者对自我形象的描绘，而这种描绘完全排除自我美化的成分，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坦率如卢梭，比如其在《忏悔录》中自陈其劣迹时，也是一边自陈一边为此自豪，我也不例外。但唯一可以自我赞许的是，我的确是在认真地要求自己做到诚实。写书的时候，我始终设想自己是站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对于我的所作所为乃至最隐秘的心思，上帝全都知道，也全都能够理解，所以隐瞒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我坦然面对我的全部经历，甚至不羞于说出一般人眼中的隐私。我至少敢说，在这个名人作秀成风的时代，我没有作秀。
记者：余秋雨说他的《借我一生》是记忆文学，那么您的这部《岁月与性情》能归属于同类吗？
周国平：首先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记忆文学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否指素材是记忆的，而写法是文学的，如果这样，那所有用生动笔法写的传记都是文学。如果这种写法是指文学上有虚构而记忆是写实的，是记忆加虚构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东西不是自传，而是自传体小说。我不认为这是余秋雨的发明创造，也不觉得记忆文学有什么特色。
记者：有人把两本书放在一起比较，您想过与余一争高下吗？
周国平：他的书的市场一贯都是非常大，我不可能有这种野心，但我会有兴趣去读余秋雨的自传，因为目前的学者自传实在是太少了。
记者：您觉得您的自传区别于其他自传的地方在何处？什么样的自传可称为心灵自传？
周国平：很多明星写的书根本称不上自传，那些自传不是对一生做回顾，基本上是生活的花絮，写的都是那些好玩的事情，况且很多明星在写的时候会想到读者的好恶。
郭世英是我的“偶像”
在周国平的自传中用很重的笔墨描写一个影响他人生的一个重要人物郭沫若的二儿子郭世英——
记者：您书中很重要笔墨花在一个影响你一生的人的身上？
周国平：是的，有近七万字着重写了郭沫若的二儿子郭世英对他的影响以及郭世英之死。
记者：他身上有什么吸引着你？
周国平：尽管他那时也是一个青年人，但那也正是我受影响的时候，这种影响一辈子都会记住。那时我17岁，他是我大一的同学，大我三岁，读书面很广，爱思考问题，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很多名著，感觉突然有了一个很开阔的天地。我在中学时的理想是成为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后来和他的接触，使我觉得有比学问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生活本身。从那以后，我开始更多地思考生活的意义，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
记者：和别的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些关于郭的文字相比这次写的有什么区别？
周国平：我本来想为他写一部书的，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这一次我觉得在我的回忆中也不得不提到他。描写得更细致，更多的心理感受的东西。
“性觉醒“不是卖点
周国平在这部自传中，以较多笔墨写到了自己童年时代性的觉醒，以及对性的反思。
记者：在作品中相当一部分是对自我赤裸裸的解剖，这是你对自己更深刻的认识么？
周国平：我是用现在的眼光写往事，并不是为了把这些事情告诉大家，而是把自己作为标本，跳出来看自己，看人性的现象，所以不觉得是暴露隐私。而是回答“如何认识你自己”这样的命题。
记者：有关童年时代您对性的叙述是卖点吗？还是出于自传的需要？
周国平：我不愿意为了卖点的需要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其实这些话题并不是不可以谈的。这不仅仅是隐私，同时也是一种人性的现象，它困扰了许多人。我是用一种理性的思考来反思这个问题的。
我希望读者翻开这本书时，他们相信作者是怀着严肃的心情来写它的，因而也怀着同样的心情来读其中的每一个文字。
记者：会不会感觉到现在出书，书本身也越来越多的夹杂进与书无关的东西？做学问也是这样吗？
周国平：是的。就像人们关心什么是书的卖点，包括现在名人出自传也含了很强的娱乐的成分。但人应该要有定力，才能保持“安静”。仔细想想，这世界上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有多少是与自己有关的？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生活并不会因为过多的关注而发生实质性的变更。当然我有自己的办法保持安静，那就是阅读和写作，因为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