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昆,中国相声界的集大成者和至今仍然活跃于艺坛的杰出民间语言艺术大师,开创了网格高科技与相声传统艺术的结合——中国相声网。
崔永元: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
今年2月20日,因索赔180万元而沸沸扬扬达两年之久的崔永元诉北京华麟企业有限公司侵犯肖像权、名誉权一案,终于以法律判定被告侵权,给付精神赔偿10万元,并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连续发布致歉声明一周而尘埃落定。对于这一案件,作为当事人的崔永元显然有太多的话要说。
做人要讲良心,做律师尤其要讲良心。当事人都是有了麻烦才请律师来解决的,律师应该以专业知识和尽责心态来帮助当事人。像我遇到这事,开始的时候认为自己打就行了,后来才知道打官司不简单。我上大学时选修过法律课,没学好。当时的感觉就像飘浮在汪洋里,急着抓一根救命稻草,甚至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心情非常沉重。后来接触到了岳成律师,从他身上学到了做人的道理。他告诉我,打官司是长大成人的步骤,生活里的过程。打一个官司,法律之外的因素太多了。我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想不通社会上的事情为什么如此复杂,有理说不清。原本以为打官司就像奥林匹克盛会,大家在一个规则下公平竞争。没想到别人抢先起跑,我还在这傻等枪响呢,裁判还说你不懂规则。岳成律师就带我去吃蘑菇,意思是让我慢慢磨炼,别着急。官司完了我就想,律师到底应当干什么。律师应该承担普法的责任,让当事人对法律更了解,更有信心,这是好律师。然而,好多律师不是这样,他们甚至是在帮当事人践踏法律。
在崔永元诉华麟公司一案中,崔永元支付的诉讼成本是昂贵的。首先是时间,从立案到一审判决,历时近两年,已经严重超过了审限;其次是赔偿额度,判决中接受了原告方提出的几乎全部侵权事实,认定被告侵权,却只判决赔付10万元,与被告方几亿元的获利不符,没有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第三,诉讼费由原告承担155万,被告承担3000多元,由此衡量,崔永元实在不能算赢。对此,崔永元 有些愤愤不平:“如果我们对这个判决满意,那就说明我们以前提的要求都是无理要求了!”最高人民法院一再强调正义包括公正和效率,崔永元得到了什么?然而,他将10万元赔偿全部捐助希望工程的行为,无疑赢得了数千万电视观众对他的更加支持和尊敬。
我对中国律师的现状极不满意,职业道德和执业水平参差不齐。中国律师应该承担推进中国法律进程的责任。实际上,相当多数的律师还处在初级阶段,与法官拉拉扯扯,亵渎法律和自己的职业形象。我把律师归纳到特殊行业,特殊行业应有特殊的要求。公众对律师对要求高是很正常的,就象对演员、主持人要求高一样,不要把自己混同为一般人。律师界好像有一条行规,就是互相之间不能说对方的坏话。我觉得这是没有原则的表现。不好就应该说,不说老百姓又怎么能知道?世界上最可怕的两件事,一是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信任,二是老百姓对法律失心信心。打完这场官司我对岳律师无比尊敬——因为他从来没对我说过“咱们找找法官”;对法律我却失去了信心。真的,我现在对侵权无动于衷。不像开始时那么激动、那么沉重了,我要再坚持一个月,都想过辞去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专门去打官司。话说回来,我们当然应当鼓励老百姓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但不要笼统说成一句话,否则是不负责任。但凡能通过别的途径,都不要用打官司这个办法来解决。中国的法律有自己的法律进程,有自己的轨迹。
也许是讼累磨人,也许是对中国律师业心存误解和忧虑。职业道德是律师依法执业的底线、生命之线,一朝懈怠,毁损的是整个行业的形象和地位。崔主持的批评或许尖锐了一些,但对少数已经偏离了轨道的律师们能否有所触动和省悟呢?
姜昆:我与律师经常亲密接触
相比于崔永元,姜昆成名更早,遇到类似的麻烦事更多,姜昆却处之泰然。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奇怪,你不去找麻烦,麻烦却会找上你。听听姜昆细说分明。
大街上卖一本书,叫做《中国知青回忆录》,主编写的是我。其中有一篇文章涉及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把我给告了。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实际上这本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咨询岳律师,岳律师说你得应诉,在法庭上双方举出证据来,谁是谁非,通过法律的准绳一量就清楚了。出版社侵了我的权,别人却来告我,大家伙评评这个理。所以说,中国的法治社会的路还很长。我说,得了 ,今后我私人的事情就全部交给岳律师来处理吧。请律师还避免了很多麻烦和陷阱。前不久遇到一件事情,一家公司找到我,说给我几百万,让我再把这几百万投入到这家公司,算我占有股份。找岳律师咨询,说不能干。你这钱上不上税?算是赠给我的?姜昆的名字究竟值多少钱?这些法律都是有明文规定的。请了律师就有了法律观念。
姜昆对于律师的作用是了然于胸的,并且能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事实上,在普通百姓甚至包括许多名人都是在纠纷产生之后才想到找律师处理,这是一个思维上的误区。找律师正是为了避免纠纷的产生,使每个人的生活稳定有序,变被动为主动,解复杂为简单,化腐朽为神奇。
我觉得小崔这事很平常,公众人物常常会遇到这种事,关键是心理素质要好。我当知青的时候被改造过,还装了半个多月的哑巴,当时特别盼望能有人出来替我说话。在中国,公众人物有一半不属于自己,属于社会。前几天,我女儿从美国回来(我是希望我女儿能做律师的),一齐去吃饭,还有大山。结果被人认出来了,全场欢呼,让我和大山来一段。我女儿说不能去,这不尊重人。我说公众人物应该比普通人心理承受能力强,要考虑公众形象,你的形象就是在这种小事上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只要你一出戏没演好,一场球没踢好,立马就得下课,这就是观众,以成败论英雄,一传十,十传百,你的形象就毁了。中国和西方不一样,中国的律师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律师也有本质区别,你要维护正义与尊严,还肩负着对当事人进行最基本的法制教育的职责。法律是社会的最底线的准绳,在此之上,才是道德、素质等等。文革时,打着道德的幌子骗你去干非法的事,多少孩子把父母、老师揭发了还觉得特光荣。现在的人明知不道德的事也要去做,就像崔永元说的,整个社会普遍缺乏信任,应该从道德和法律两方面去调整。
正如党中央所提出来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战略,法律和道德正是治国良策。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被弃之如履,痞子文化却大行其道,传统论理道德和社会信用面临崩溃。基于这样的现状,必须强调法律的作用,重视法律服务,通过律师的沟通引导,重建社会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