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哀时，你们在哪里？

（2008年5月19日下午14时28分，全国上下为汶川地震死难同胞志哀。

其时我正坐在一辆公交车上，听着广播中传来的警报声，还有四周的汽车喇叭声，忍不住潸然泪下。

晚上上选修课，首先问同学们：默哀时，你们在哪里？

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在上课，老师停住了。大家都站起来，默哀”。或者：“在操场上，肃立默哀”。

以下是我上课的大致内容）

刚才大家都告诉我了，默哀的时候，你在哪里。三分钟是人生短短的一瞬，但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把“默哀时，你在哪里”这个答案牢牢地记在心底，因为这三分钟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不仅属于我们，她也属于历史，属于民族——今天，是我们大家一起见证，一起参与了历史，我们每个人的回忆也都必将成为华夏民族生生不息的集体记忆中一个部分。

为什么说是见证了历史呢？我们大家知道，这是1949年以来，我们国家第一次为自然灾害中受难的同胞下半旗，集体哀悼。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近60年来所遭受的自然灾害不少，死亡同胞也不少，比如唐山大地震，98洪灾，但这是第一次，我们为自然灾害中的平民下半旗哀悼。

这实在是一个进步。它意味着，我们终于意识到了，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我们都知道“主权在民”，国家是由公民让渡权利而产生的，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自由、更尊严、更幸福。因此，作为国家主权象征的国旗，怎么能不为人民的苦难——尤其是生命的死亡——而低头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有些独裁者就不一定会知道，父亲去世了，举国上下开展了非常浩大的治丧活动，以寄托哀思；但是，发生了大饥荒，死了无数百姓，却一直遮掩着，更不用说下半旗志哀了。在那些独裁者的眼里，自己是天上尊贵的太阳，而人民只不过犹如蝼蚁，太阳陨落当然要降旗，蝼蚁死了又算什么？

其实，为自然灾害中死亡的国民降半旗，这是许多文明国家通行的规则。今天，我们国家也迈出了这一步，所以说我们见证了历史迈步的那一瞬。

当然，对比76年的唐山大地震，我们国家进步的地方还是很多。比如，这次终于接受了海外救援（遗憾的是过了72小时），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对于生命的尊重。在唐山大地震死亡二十多万人，但我们国家却拒绝了外援。因为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坚持“自力更生”，坚持“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来自国际的救援都统统拒之门外。

其实上，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任何意识形态之争都不应该建立了漠视生命的基础上。可惜的是，在那些年里，人的生命没有受到重视。比如，在那个年代，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英雄楷模是，小姑娘为了保护羊群而在零下30多度的野外呆了一天一夜，最后变成残疾；知青为了保护公社的一根木头，跳到洪水里被淹死。那个年代宣扬这种“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精神”，人可以为了这样的“精神”而殉道。

我的一个朋友说，她93年左右进入肯德基工作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震撼。因为肯德基在给员工的第一场培训课上，就是告诉大家：如果有人来抢肯德基，大家千万不要去抵抗，首先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然后再报警。

这两种精神，你觉得哪一种更可取？当然是后一种。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没有什么钱财能比得上生命——正因为如此，“舍己为人”的精神才显得弥足珍贵。但“舍己为物”呢？或者舍己为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呢？这样牺牲就失去了庄严的意味，甚至显得有些滑稽了。

比这些更可怕的，是那种堂而煌之地要求别人“舍己为人”，甚至“舍己为物”的人。因为对生命的漠视是一种犯罪，只有那些异端邪教（比如西门豹治邺时的神汉神婆，比如大卫教），或者是恐怖分子，才会这样赤裸裸地视人命为草芥。

所以今天，当看到我们国家同意国外救援队进来的时候，我很欣慰。我记得我们女同胞们曾经讨论过一个问题，女人在医院生小孩，情况危急大人小孩只能活一个的时候，做丈夫的有没有权力决定要娘胎里的孩子还是要妻子？

当然是没有的，一个人怎么有权决定另一个人的生死呢。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在国外救援问题上，当发生大灾难，本国救援人力物力都显不足时，开放国际救援，能多救一个是一个，政府怎么有权力去拒绝呢？

国界如果不能阻挡同情，阻挡爱，那么主权也就不能成为漠视生命的借口。一切的制度，包括主权的行使，都应当是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福祉——只要能明白这个道理，人权高还是主权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和唐山地震比起来，我们现在的报道也比那时要好的多。唐山地震后，我们国家不仅拒绝了国际救援，还拒绝了国外媒体的进入；即使是国内的媒体，也只有少数几家才允许进入现场报导——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那些能进入现场的记者们报导重点不是灾民的苦难，而是抗震救灾中的英雄主义。

如果大家回头看唐山大地震的话，可能找不到很多反映地震惨状的照片，或者是灾民痛哭的照片。因为在那个年代，媒体报导要求宣扬一种乐观主义精神，所以摄影记者自觉不自觉地略过了那些引人心痛的画面，而拍摄那些“积极向上”的图片。

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记者叫李耀东，他可以说是唐山大地震中最有名的摄影记者。在唐山大地震中，有很多孩子一夜间失去了父母双亲，心情如何可想而知的。李记者拍了很多这样的孤儿照片，有他们哭的、痛苦的照片，但最后他选择登报的一张，却是孤儿们在火车上，拿着苹果高高兴兴吃的图片。而那些反映痛苦的照片，就湮没在浩如烟海的底片中，再也寻找不着了。

在那个年代的报导中，报道重点不是灾民的惨况，而是抗震救灾中的英雄主义。甚至，连唐山大地震死亡了二十四万人这个数字也一直保密，直到三年之后，1979年才将这个早已盖满尘灰的数字向外公布。

实际上，当灾难发生时，我们最关心的，不是抗震救灾中的英雄主义，而首先是真实的受灾情况；最打动我们的，不是领导人鞠躬尽瘁的形象，而是那些灾区中普通人和事的细节——因为正是在这些细节中，我们咂摸出了人性的厚重，品味出人性的普遍。

举个例子来说吧。在这次灾难中，最打动我的新闻有三条，第一是一个母亲将孩子护在自己的身体下面，她死了，孩子活了下来。并且，在孩子的襁褓中，人们搜到了一部手机，手机上有这样的信息：亲爱的孩子，如果你能活下来的话，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第二是一个男人将自己和妻子的尸体绑在一起。英国媒体的报导很短，但却很发人深思：在极大悲痛的折磨中，他努力要给予自己的妻子死后些许的尊严。在地震后的混乱中，这名男子坚持认为妻子不应该遗弃在那些尖利的碎石中。因此，他饱含着深情，将她的身体与自已绑在一起，然后用摩托车载着他前往当地的太平间。这是大毁灭后人性尚存的象征。”

第三个新闻是记者李承鹏写的关于北川刘汉希望小学的报导。我们可能都听说过这个希望小学，它在北川，这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但这座小学没有倒塌，保住了几百名孩子的命。后来，大部分孩子被家长领走了，但还有七十多个学生没人来领。因为没有吃的，周围的山上还不时地滚下来落石，校长和老师决定领着这些孩子去县城。这个事我前几天也在报纸上读到，但没有太在意，直到后来看了李承鹏记者的报导。

在李承鹏的报导中，我知道了：他们到县城要翻过三座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和一片原始森林，而他们中最小的孩子只有四岁。除了两袋饼干，七十一个孩子加上八个老师没有其他粮食。老师只能用手抠一丁点饼干，让孩子们就水吞下去。老师说这是吊命——用这点食物吊住学生的元气，学生的命。前面的孩子在吃的时候，可以听得到后面孩子咕噜咕噜吞口水的声音。

我还知道了，他们在翻越原始森林的时候，忽然碰上了一场黑色的大雾，大白天，就象黑夜一样。这场雾又湿又冷，阴冷得象要钻到人的骨头里去，就想恐怖片里的幽灵鬼魂一样。老师们非常害怕，就让学生互相大声地喊叫名字，大声到回答，来增加点人气，“不让那东西把孩子们的魂勾走”。

为什么这些细节能让我们感动？用英国的那篇报导来说——是人性，是人性感动于人性。什么是人性呢？人性就是人所共同拥有的品性。也就是无论你叫汤姆还是李小明，叫哈姆雷特还是贾宝玉，你都拥有的共同的品性，就是人性。

面对灾难，恐惧、哭泣是人性；爱，希望也是人性。比如在最后一篇报导中，如果我们只是知道，有七十一个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翻了两天一夜的山来到县城自救成功，我们可能不会太在意；或者是一昧地唱高调说老师孩子们有多勇敢，我们可能也不会太感动。但是加上那些细节，我们就不知不觉被深深打动了。

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些细节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害怕。正是这种恐惧，让我们似曾相识，让我们感同身受。曾有人说过，面对绝境不懂得恐惧不是真的勇敢，那只是无知，或者卤莽；真的勇敢是你恐惧，你绝望，但是你最终战胜了它们。

恐惧—勇敢，绝望—希望，恨—爱，都是人性。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是阳光下的物体与阴影。我们不要那种“高大全式”的英雄，不要太英雄主义的报道，他们只是剪纸，没有生命。我们要的是真实，是细节。在生命真实的褶皱里，我们会嗅到扑面而来的“人”的味道。

这种真实的“人”的味道，是同情和博爱的基础。因为它让我们知道，那些在灾区中经历磨难的，不是数字，不是名字，而是和我们一样，一条条鲜活的会怕会哭会笑的生命。

正是这种彼此互通的人性让我们彼此相连，让我们远隔千山万水，也能心意相通，感受到相同的爱与痛。让我们再来读一下乔杜尼的这段话吧：“人不是一个孤岛和独立存在，人们都是一个陆地的碎片，一个大陆的部分，如果海水冲走了一个土块，冲走一个海岬，冲走你的朋友或是你自己，结果都是一样的。欧洲因此而变得更小了，任何人的死都损害了我，因为我与整个人类相关。不需要知道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欧洲基督教的教堂有这样的习俗：一个人死了，要为他敲响丧钟。但人不是孤零零的存在，而是彼此相连宛如一块大陆，所以任何人的死都是人类的损失，任何人的死都损害了我。所以当我们在听到教堂丧钟敲响的时候，不要问逝去的是谁，不要问它是为谁敲响的，它就是为你，为我，为每一个路过的人在敲响。

在这次灾难面前，我的感动很多，感想也很多。我们为灾区人民祝福，我们真切地看到国家的进步，但也看到不足：如果早点开放国际救援，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如果在报道中少一些领导人，多一些灾民的画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最后我想说，这次事件让我有惭愧又感动的还有日本。曾经，我非常地讨厌日本，如果他们发生地震，我想我大概上不会有多同情他们的。但是这一次，我们遭受地震灾害，日本，从媒体到平民，都对我们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善意。

或许，从和平宪法修订以来，60年后的日本已经不再是60年前的日本了。这也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个国家的进步最终取决与我们每个人的进步。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中，讲述了美国强大了三个原因：地理，制度与民情。而其中，民情是最重要的保证。

我们一直在说，人是最宝贵的。我们还要说，一个国家的进步也最终取决于人民的进步。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都是人道主义者，这个国家也就不可能太凶残；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都是和平主义者，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军国主义；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都能理性、宽容、博爱，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愚昧、偏执、无知。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国家进步，就让我们每个人首先都进步起来，因为我们是国家进步和发展的最终保证。我相信，我们求变、求进步的人心，必将汇聚成挡不住的大江大河，汇聚成不可逆转的主流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