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的“黄祸论”

前几天，想起一个故事，但忘记是在哪里看到的。昨天夜里，我抽着烟，在家里几个高大的书柜前徘徊，突然想起这个故事的来源。

先说这个故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时候，中国的商品总能在西方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引起人们很大的注意。在博览会上，欧洲人自然会和中国的代表进行个人接触。1873年，在维也纳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中国的全权代表给一个帮过他忙的法国代表开具一张保证书。保证书的内容是，一旦中国军队开进法国首都巴黎，将保证这位法国代表的住宅安全。

这个故事不见中国清代的文献，但在法国的文献中被一再提及。法国人虽然把这个故事当作传说而持保留态度，但是也并不把它只当成一种子虚乌有的轶事，因为传说显得那么有凭有据。在法国，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个荒唐的故事？

我是从一本叫做《黄祸论》的书里看到这个故事的。《黄祸论》是一本译著，原著题为《黄祸：一个口号的历史；帝国主义思想研究》（Die Gelbe Gefahr: Geschichte eines Schlagworts: Studien zum Imperialistischen Denken ），1962年在西德出版。作者是德国（西德）学者海因茨•哥尔维策尔（Heinz Gollwitzer）。在google，我查到这个人，进一步知道他生于1917年，卒于1999年。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1964年出版，是灰皮的“内部读物”，印数四千。它应当是某年我从古旧书市上淘得的。读过此书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我不认为它已经过时，因而我想介绍它的一部分内容。

自中国进入欧洲人的视野以来，对中国的看法主要分为两派。在十六～十八世纪，根据传教士介绍的情况，欧洲有不少人觉得中国人的道德和社会制度是理想的。但同时，也有人以轻蔑和否定的口吻谈到中国。十八世纪中叶后，怀疑派的阵容就增强了。而到十九世纪，中国竟被一些欧洲人视为威胁。最初，有些人基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对中国庞大的人口感到恐惧，指责中国向欧洲国家的殖民地移民（实际上是欧洲人在中国招募劳工）。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在利用完中国劳工后掀起“排华运动”。有些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表示焦虑，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不仅会对西方堵死中国市场，而且会堵死整个亚洲市场，最后甚至在亚洲之外妨碍白人的贸易。更有甚者，有些欧洲人竟然担心中国对欧洲的军事入侵。上述那个故事，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到了十九世纪末期，欧洲出现“黄祸”这个词语，并流行开来。当时，欧洲人对白种民族前途的忧虑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以至于在巴黎工作的社会学家约•诺维科夫指出：在这种恐惧心理中，“黄祸”占着中心位置。在欧洲人眼里，“黄祸”是指黄种人――主要是中国人，有时也包括日本人――对白种人的威胁。

《黄祸论》一书围绕着“黄祸”这一口号的历史，试图说明帝国主义时代政治思想的某些结构。作者海因茨•哥尔维策尔根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分别以“英国人的议论”、“美国人的看法”、“俄国人的呼声”、“法国人的展望”和“德国人的讨论”为题，介绍、分析了截至二十世纪初主要西方国家关于“黄祸”的观点和对策。

有人认为“黄祸”这个词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1895年发明的。对此，海因茨•哥尔维策尔持不是太肯定的态度。他的考证表明，“黄祸”这个词也很有可能是法国人首先提出的。至少是，当时法国对“黄祸”问题的讨论要比德国等其他国家热闹得多。有一个时期，法国的“报章杂志、小说和严肃的书籍都大谈起‘黄祸’了”。那时的“黄祸”特别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所说的“黄祸”，可能主要是指日本。中国刚刚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但很快，特别是在1900年后，中国被视为主要的“黄祸”。而实际上，在1895年以前，所谓中国的“威胁”在法国长期是一个热门话题，虽然还没有使用“黄祸”这个词。

早在十七世纪，法国和中国就已经有了许多接触。从拿破仑时代开始，法国大规模地到中国发展其利益。1844年，法国迫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清政府与之签订黄埔条约。1860年，法国与英国的军队攻入北京，并焚掠了圆明园。1884年，法国发动中法战争，强占租借地。1900年，法国参加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伴随这些重要事件的发生，为了配合法国在中国的行动，法国国内对中国问题展开了长期的研究和讨论。参与者包括传教士、旅行家、航海家、地理学家、资本家、经济学家、军队将领和官员、政客等。

海军中将儒里昂•德•拉•格拉维埃尔曾经在1847年乘战舰到中国海，他在1854年出版了一本记述这次航行的书。他在书里写道：“如果有一天汽轮能沿着黄河和长江溯流而上，如果火车能通到西藏，……那么……欧洲总有一天会把它的注意力转向远东。”这位海军中将说的，似乎还不算坏话，特别是和下面的阿蒙•达维神甫比起来。

阿蒙•达维神甫是著名的旅行家和考察家，他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曾经三次到中国。他在向巴黎地理学会提出的一份综合性报告中指出：从保护欧洲利益的立场来说，让中国人得到更高的科学教育是错误的。他说：“我认为，推动和促进东方人的科学教育，从物质利益的观点来看，对欧洲没有好处。因为一旦他们懂得了我们的语言，了解到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经商的手法，他们便会产生得到一切的愿望和欲念，获得达到这一切的手段。这样一来，这些蚂蚁般的无穷无尽的人群就掌握了遇事权衡、深谋远虑的商业和经济的思想，就可以吞没全世界。”他强调，必须防止中国人涌入欧美两洲。

阿尔都尔•哥比诺伯爵长期关注中国人在美洲、澳洲和东南亚的所谓“扩散”，他耸人听闻地说：“我观察到亚洲正在酝酿着一系列的祸害。我相信这些祸害迟早会一齐落在欧洲头上。我看到这些祸害以闪电般的速度酝酿和扩大。”他还认为，亚洲人不可能被欧洲人同化，而欧洲人有可能被亚洲人腐化。

1895年，自由主义政论家埃米尔•法盖教授发表文章，极力支持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排华运动。他认为，白种人筑一道万里长城来防止中国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抱怨欧洲征服世界的行动半途而废。他还抱怨欧洲的扩张活动不但失败了，而且把有色人种的世界发动起来了。他认为，为了自卫，全欧洲应当结成一个联邦集团，成为一个新的罗马帝国。否则，“也许几世纪以后，或是在一二百年以后，将会出现一个黄种人的欧洲”。

有些人大谈中国的经济威胁。法国资本家皮埃尔－弗里德里克•拉帕莱把中国的工业化和正在逼近的中国竞争列为“社会祸害”的危险因素。他认为不能中国的繁荣取决于卓有成效的自卫和在世界经济角逐范围内进行的扩张。补充说，前述那个发生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的故事，最初就是拉帕莱在其著作中透露的。1896年，法国外交家戴斯都尔纳拉•特•康斯当特在其《未来的祸患——欧洲和它的竞争者》一书中指出，如果中国的工业获得发展，那么它对欧洲所作的尖锐竞争将远远超过日本。他认为，美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驱除华人是很自然的事，它们排华不是出于种族仇恨，而是出于对竞争的恐惧心理，是争取经济上的生存下去的斗争，简言之，是出于生存的斗争。他呼吁使中国人的竞争的发展变得缓慢。他反对建设连接亚洲和欧洲的铁路，他说这些铁路将成为亚洲人入侵的道路——亚洲的产品会可怕地流入欧洲。就是这样一个人，竟在1909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金，甚至连《黄祸论》的作者海因茨•哥尔维策尔也说这“实在令人费解”，还有一个人，长期担任《欧洲经济学家》出版人和经理的爱德蒙•戴利，在1901年出版了一本名为《黄祸》的小册子。他警告，不要让中国模仿日本工业化的榜样，这就能使欧洲免遭致命的竞争。

还有人竟然谈论中国的军事威胁。亨利•尼古拉•法雷将军在1900年进攻中国时显露头角，他在1904年出版的《古代、现代和将来的中国军队》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军队必然现代化，因而必须注意中国使用它改组了的军事力量对白种民族所造成的威胁。在法雷将军之前，还有人从另一角度为中国人的军事威胁而忧虑。法国最著名的种族论者乔治•瓦雪尔•特•拉布若在1889～1890年的讲学中，指出中国正在没落，将被西方列强分割，但是，“从军事角度来说，我担心统治中国的欧洲执政者使用强大的由黄种人组成的军队来反对白种人。……我更担心的是，在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中，俄国沙皇利用编入他的军队的上百万中国士兵把西方毁灭。”

也有人认为不应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冒险政策。有人批评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无限的要求，以致不可避免地酿成了战争。1891年，法国《两个世界》杂志认为，如果把欧洲内部的你争我夺的做法用于中国，其后果是极为可悲的，而三十年前向北京进军的作用也并不明显。1902年，有个名叫若斯林•配内－西埃菲尔特的官员说：“如果中国人始终是商人或者守信的和平主义者，则对好战和掠夺成性的白种人更有好处，至少暂时可以这么说。如果他们因为受到妨碍不能进行劳动和收获他们的劳动果实，而想要掌握杀人和毁灭物质的简易的手段的话，则他们可以拥有千百万士兵，把世界夷为平地。”他认为，对黄种人是不能永远抵制下去的，在东亚的杀戮会使黄种人提前行动起来。

有人主张用基督教改造中国。一位耶稣会士说：“假如天主教早被接纳的话，中国早就不会在肉体和道德上衰落了，也就根本不用去提‘黄祸’问题。”

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查例•乌伯尔特•拉佛莱对中欧关系前景的看法比较乐观。他说，自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后，中国就已经成为拥有三亿消费者的市场问题了。中国的广阔天地为西方的政治野心、工业经营和宗教宣传敞开了大门。战争和蒸气机迫使又一个民族适应欧洲的利益。

著名学者古斯塔夫•勒朋在著作中，毫不留情地攻击欧洲人在亚洲、特别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和道德上不可宽恕的一面。他认为不存在中国的威胁。不过他的论据是，中国人的大脑组织不会超出一定的水平，因而欧洲人不用害怕以竞争者姿态出现的中国人能作出更高明的事。西方将永远保持思想的精华，因为东方拿不出与此相同的东西来。对这一切，他感到欣慰。他认为不久的将来中国工人进入欧洲才是真正可怕的。

对“黄祸论”作出批判的法国人极少，进步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晚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属于凤毛麟角。1904年，法朗士在《人道报》发表一篇题为《在白色的石头上》的短篇小说。小说中一个人物说：“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他们习惯于一当他们在中国建立的秩序遭到破坏时，就共同地或单独地向那么大的中国出兵，通过抢劫和虏掠，杀人防火来恢复秩序。这些民族已习惯于用枪炮对这个国家进行‘和平’渗透。而中国人的反应迟钝，不抵抗，或是抵抗得很差。所以人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屠杀’他们。”

法朗士指出：现在“黄祸”正在兴起，这应归咎我们自己。他说：“并不是黄种人跑来袭击白种人，而是黄种人多年来就懂得‘白祸’了。”他直截了当地指出：“白祸引起了黄祸。”他认为，“黄祸”的实质是：中国和日本会在世界市场上和西方人竞争。这种竞争的方式是残酷可怕和异乎寻常得。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一想到它就会毛发悚然。因此许多欧洲人认为有理由要求把中国人消灭掉。

在《黄祸论》的结束语中，海因茨•哥尔维策尔指出，“黄祸”这个口号已经不再像1895～1907年期间那样具有广泛的影响了，然而，它从来也没有完全消失。产生这个口号的某些条件还继续存在。其中一个条件就是红色中国的巩固及其自1949年以来实行的对外政策。海因茨•哥尔维策尔说：“在朝鲜战争期间，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人们对在征服世界的共产主义感到恐惧，担心红色中国的大量人口所具有的打击力量。西方世界的人们又开始考虑，一个拥有现代化武装的、军国主义的和工业化的中国会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什么角色。”

海因茨•哥尔维策尔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许多政治家在他们的演说里又谈起了“黄祸”。他举了一个距离他完成写作《黄祸论》最近的例子：1958年8月24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在非洲不加掩饰地向他的听众描绘了黄种人入侵非洲的危险，并说黑人用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挡住黄种人的入侵的，因而应当建立“法国非洲共同体”。戴高乐将军说，亚洲存在大量人群，这些人群正在设法向外扩张，因为他们自己的地方缺乏足够的生产资料。这一扩张过程是用一切人都是平等的这一思想体系掩盖起来的，而且还有一种在这些领土上建立一个便于挨近和入侵的政治据点的企图。

海因茨•哥尔维策尔最后说：“某个一定的历史事实情况可以是‘完结了’，而它的现在和未来的规模还没有完结。为此擦亮眼睛和阐明形势，也是历史学家的一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