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世伤生的智者
作者：贺卫方 阅读4627次 更新时间：2004-06-29
与同代以及后来的几代中国学界中人相比，钱钟书先生的经历可以说是顺利和幸运的。作为一位知名文学批评家之子，先生幼承家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后来受教育的学校包括清华、牛津以及巴黎大学。绝顶的聪明、照像式的记忆力、敏锐的观察力、第一流的学术训练以及勤奋的治学精神成就了这位饱学而机智的文化巨人。我们在仰之弥高、自叹弗如的同时，未尝不可以庆幸生逢其时，能够读到先生的各种著作，并为那些半个多世纪前离开这个世界的中国学人们抱些遗憾。假如梁启超、王国维们也能读到《谈艺录》、《管锥编》该是怎样地击节称赞！（晚年的胡适能读到《宋诗选注》算得上是很有眼福了。）
然而，处顺境者未必快乐；骨子里先生却是忧愤的。他对于人类由于自己本性的弱点所带来的种种苦难怀着不可扼制的怜悯和同情。少年成名以及后来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并没有减弱他的这种情感。援用他自己的一个比喻，这种情感“好比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先生31岁时出版的那本“写在人生边上”的散文集便以犀利而幽默的笔调揭露了人类思想与行为中的种种矛盾与虚伪。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使我们认识到人、兽、鬼之间并无永恒的界限，在许多情况下三者会不安份地相互换位。《围城》内外冲进突出的方鸿渐、苏文纨们也绝非有些评论文字所谓只是某个时代、某个阶层的人物造型。未完成并且写就的两万字也不知下落的长篇小说《百合心》从书名即可想见主题；人生的种种追求如同一片一片地掰开百合的瓣寻找它的心，而悲剧在于——百合无心。熊十力曾说；“我生平不喜小说，某年赴沪，舟中无聊，友人以《儒林外史》进，吾读之汗下，觉彼书的穷形尽态，如将一切人及我身千丑百怪，一一绘出，令我藏身无地。”《围城》的读者——假如具备一定的心智水准——也是应当有类似的感受的。
忧世伤生的情感不仅贯穿于文学作品中，它还冲出了小说诗歌的边界，漫延到先生的理论著作中。《谈艺录》“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皇皇四大册的《管锥编》写作于文革乱世，黄裳先生说它是有趣的书，我管窥之余，分明感到它也是有气的书，其中忧思与愤懑之强烈并不下于以前的文学作品。
当然，钱先生的忧患和愤世并没有变为悲观和厌世，更没有丝毫轻薄和玩世。他的作品蕴含着改造人生与人类社会的伟大理想。因此，尽管他看到人生的种种矛盾和悲剧，但仍然通过一系列伟大的著作，更通过他自己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展现了人生光荣与美好的一面。石门司门者评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先生的学与行不正是体现这种精神的一个当代范例么？
1992年8月31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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