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寂寞 如何欢愉——读《寂寞的欢愉》

邓正来先生的新著《寂寞的欢愉》（法律出版社2004年）从书名上看并不像是一本学术专著，更有些许散文的意味。然而当走进书中，走过邓先生为自己树起的一个个学术路标，我们却是在时而沉重，时而欣慰地品味着他的学术忧思和欢愉。而这些路标凸显了邓先生近20年的学术旨趣，标示出了那些深深嵌在邓先生这些年来文字中的一条条学术之路。如果说给这部自选集抽出几条红线，恐怕邓先生自己在序言中的概括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即关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研究，反思和批判，关于回到学术经典于建构学术传统与学术评价体系的助益以及关于社会秩序之型构及其正当性问题。个人认为，邓先生为学人而于中国学术的最大“个性”意义在于其对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或者说是难题意识）以及由此而展开的极富个性思维的学术增量贡献。

　　邓先生于2003年6月改变其贯之18年的独立学者身份，加盟东北的吉林大学。这无论于其个人，还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界都凸显出一种不平凡的意义。众所周知，邓先生在学术界应该是属于较有个性，喜好“特立独行”的一种。2003年以前，他一直游离于国家学术体制之外，以这种作为的游离方式，其始终以一名独立学者的姿态参与推进中国学术的发展，而此前的学术努力多体现在研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学术传统与学术评价体系的确立。物化于他创办或参与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2）、《中国书评》（1994）和《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上，体现在他自谓的“研究性翻译”上，体现在对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梳理上。从1998年开始，邓先生履践着一种极富个人化的研究方式——“学术闭关”，期间奉行“三不原则”，即“不出国进行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界的活动”；“不参加国内学术界的活动和进行公开演讲”；“不接受出版机构和媒体机构发出的‘命题作文’式的约稿”。（页2）以一种闭关的方式继续着他的研究和思索，同时通过这种方式对中国当下学术环境盛行的“会展学术”，“消费学术”现象以及因学术场域与外部其他场域‘共谋’的倾向及其引发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给出回应。（页3）于此，注定了邓先生必然是寂寞的，而他却热衷于此种寂寞，正是这种寂寞给了他于学术必需的平实和持恒，给了他凝思的欢愉，故而这样的寂寞也形成了邓先生拒绝成为“文字垃圾”之巨大知识生产机制（机器）一部分的心态基础。

　　但是邓先生没有止于“洁身自好”，伴随多年的书斋阅读和对社会时时而审慎的关注，邓先生从未松弛过对中国当下知识生产机制的研究、反思和批判。而此次“学术出关”则蕴涵着他的一个或几个学术动作。这也是他去年因加盟吉林大学而在学界引发一场不大不小震动的一个原因罢。

　　在邓先生看来，源出于学术共同体内部，建构起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评价体系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前此而在的一个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邓先生指出，维系自主性的努力在于做到场域区别和学术评价标准的自主。但是问题在于——这种区别和自主的方式在哪里？是某种标准的确立？抑或是对其他任何于学术研究构成示范性压力的权威事物，权威力量在场的拒绝？还是另有其他的策略？知识的评价标准源出于知识，而背后的知识传统却在当下的中国学界付之阙如，传统与建构的紧张或张力如何处理？既有资源的利用以何者为取舍的基本标尺？于此，许多邓先生意识而他人未意识或不意识的问题的存在将又加之于邓先生一个负担，即启蒙——问题的启蒙——问题意识的启蒙——难题意识的启蒙，这大概也是邓先生在此时来到大学的一个考虑。

　　邓先生怀着在新的阶段上继续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志愿加盟吉林大学，也开始树起了他的一个新的学术路标——即对社会科学知识的研究与反思转至对社会科学知识产生机器的反思和批判。而此前的独立学者的身份已经为现在的教授身份替代，但依旧可以见出他继续自己学术风格的自信，这源出于他对自己职业教师与独立学者之交相身份的设计。基础规则就是他向吉林大学提出的“二不原则”，即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不担任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不担任任何实质性的学术方面带长的职务：不参加任何评选和评定工作，只从事带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工作”（页6），这是一个很有个性并且值得玩味的举措。邓先生把此“二不原则”作为其对国家学术体制的原则性底线，作为个人所追求的学者品格的形式维度（页6），而在邓先生的学术之路上，这更是一种品格，是对当下各种场域力量交相作用下，学术界形成的“会展学术”“消费学术”等奇异现象的心态设定，我们可以见出，牵引“二不原则”的还是邓先生执著于其学术研究始终的平实，持恒，对中国社会科学如此，对他自己也是如此。

　　提出此“二不原则”源出他对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状况的一个体察，即中国社会科学尚未建构起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评价体系。邓先生指出，在关乎人类发展及未来努力的方向方面，我们的社会科学还不足以给人们提供具有知识增量意义的观点和思想。而改变此种状况遭遇的难题在于，社会科学在中国缺乏发生学意义上的源起，更甚者，缺乏知识传统的中国社会科学在晚近的发展中蒙遭了曲折。如前所述，这些都可以归之于前此而在的一个问题——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上。继而研究、反思和批判知识生产机器或机制便是逻辑必然。邓先生的智识贡献在于为关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人们厘清了基本问题，并在分析问题时溯及到隐藏于问题背后的根源或者说是“结构性力量”，以追问和反思的方式找出问题链上的问题源，进而尝试给出缓猛相济的处方。

　　单从“二不原则”本身来看。这是一道防火墙，有了这道屏障，邓先生将在近距离下推进他的学术研究实践而继续保持依旧的风格。学与仕的角色转化自古既有，但是与邓先生之“二不原则”相比，当前经常可见的在人才流动幌子下进行的职务交易就显出另类斑迹模样了。但是从邓先生自身来看，这种寓两种身份交相一体的设计也不是没有让人忧思之处。事实上，职业教师的身份一定会影响到其作为独立学者的按部就班以至“特立独行”，而这种影响体现在体制对于一个人的洗脑功能更甚于对个人时间，身体等物质支配。这两点对于一个学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人们不禁疑问或担心，当邓先生失去原来的“寂寞”之时也或许应该就是其失去“欢愉”之时，亦是学界失去本色正来之时。让人欣慰的是，邓先生已经意识了这一点，而其所在的大学也显出了积极的开放襟怀。但是于更改前的体制，于不可理性钳控的感情，谁能够将一种处世主义贯之一世？邓先生能够吗（邓先生不也走进了大学吗）？当一种可欲的价值迫使当事人以一种“己所不欲”的方式实现的时候，是选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妥协、退缩，还是“粉身碎骨全不怕, 只留清白在人间”——的顽固、执著？

　　制度的“异化”会成就一些人，会重塑一些人，也会颠覆一些人，当我们对一种制度空间保持警醒或批判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深深地沉嵌于其中的，我们本身就是制度发生结构性力量的组成因子。个人设定的底线与现实制度力量扩张的张力是始终存在的，当优势偏向制度一边时，到了一个临界点，“智慧”的人就会找到某种“权宜之计”，你能不改变自己的操守？法学院里的邓先生将是此种个案演说最好的主角，他的“二不原则”将肯定遭遇困境，“二不原则”的支撑力究竟有多大？他又将如何直面他一以贯之的学术原则？其信奉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要知道现在任何一所大学都不是柏拉图的雅典学园，精神的财富如果不能够变成物化的大餐，那么它的吸引人的地方就只能够诉诸唯心。理想的境界是让人向往的，但是当一种境界、方向不是可欲的价值的时候，它的生命力在哪里？结合邓先生躬耕于其中的社会科学的入世品格，进退之间，邓先生难免不成为人们担忧或看乐的聚焦点——而这些问题，只有时间才能够做出最有说服力的回答。

　　1929年陈寅格先生在他为王国维立的碑文中说到：“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这是一个学者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此中之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恰恰是学术传承的生命。学人的学术虔诚和他对社会的学识增量，不仅能舒缓地顺延一个民族的精神源流和卓然风骨，还在于当它达到一定境界时，能够演绎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超越时空并维系人类精神高尚而于不堕。进入体制之中而又力图超脱其禁锢，邓先生已经把自己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求索置于一个新的场景下展开，而无论是否依旧寂寞，是否依旧欢愉，他和他的学术旗舰都将一如其信奉的拉丁格言：“它受到赞扬并饥寒而死”（laudatur et alget），为自己的学术之路耕耘不辍。

*邓正来著：《寂寞的欢愉》，法律出版社2004 年4月第1版。

（作者：王勇。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师、2004级法学理论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