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精神及其他》后记

　　其实很简单，不就是稍稍动摇了某些“权威人士”对于北大的阐释嘛，有什么了不起。就算是“异端”吧，也没必要如此“兴师问罪”。能否简单地将老校长蒋梦麟断为国民党新官僚，并抹杀其正规化教育的思路，或者北大校庆的改期到底是偶合还是有意，这些本来都是可以商量的，可对方一开始就摆出不想局限在学术领域，非要追问“居心何在”的架势。写一小文略作回应，希望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可当我遵嘱将其交给刊登批评文章的某学报时，主编忽然改变主意，说是对方有言在先，如陈某发言，将有更严厉的言辞恭候。我当然明白，追究过“用心”以后，还能使出的招数，那确实不是常人所能抵御得了的。“苦口婆心”劝说我不要申辩的主编，后来还是自食其言，再次发表没有对手的“商榷文章”。懒得与其计较，只是将当初自己压下的《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收入本书，大致表明立说的差异。

　　不过，更严厉的批判终于还是来了，那便是今年第五期《中流》杂志上发表的《好一个“五四不吃香了，怎么办？”》。此文除了帽子特吓人，还专门送达各有关领导。承蒙领导提醒，拜读之后，甚感悲哀。不考虑我的专业领域，指责我老讲“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不提“五四爱国政治运动”，认定这是别有用心，已经让我很不服气了。更吓人的，还是下面这段罗织罪名的妙语：“许多北大校友对陈氏说的‘五四不吃香了，怎么办？’表示困惑，但也有人提出：十月革命节那么伟大，现在不是不吃香了吗？提得好，提到要害处了。这就是说中共垮台了怎么办？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了怎么办？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就不只是北大校庆‘再改期’的问题了，连国庆日都要改了。这确实‘危险’得很。我们相信，广大人民群众，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做学问，免不了因意见相左而与人打笔墨官司，可商榷文字，原本讲究“单打独斗”，如今对方不断变幻叙述角度，一会拉上“许多北大校友”，一会平地冒出“也有人”，最后又是“广大人民群众”，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如此泰山压顶，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本来只是讨论北大校庆为何改期，即便我的考辨失误，也不值得将区区小文跟虚拟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那样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再说，依学界目前的主流观点，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资本主义”阶段，陈某即便有心，也无从“复辟”。至于将我和其他学者之改变“诠释框架”，说成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梦寐以求的”，更像是文革中常见的“无限上纲”，与改革开放后的思想潮流似乎不太合拍。据说，类似的言论，还由某公在不少重要场合广为传播。

　　承久经风雨的长辈告知，像我这样因言得罪且被强烈关注的，要是在二十年前，“早就给灭了”。如此危言，确实耸听，不由得冷汗一身。并非特别勇敢，硬要闯禁区，而是不曾意识到禁区的存在，没想到有关北大校史的考辨，竟有如此大的风险。好在校方还算开明，没有要求我去“说清楚”；要不，我怎么可能说清自己的“用心”是良好的呢？

　　面对众多赞赏、商榷与中伤，我反而日渐意识到此课题的巨大潜力与思想价值。正像《辞校史专家说》中所说的，我不是站在为北大辩护的立场来审视这所著名大学的历史的——虽然我对她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之关注北大，从最早的研究五四新文学，到近年撰写现代中国学术史，再到逐渐逼近作为现代知识生产基地的大学制度。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这互相制约的三角关系，是我目前最为关注的课题。老北大因其一身三任，不只纠葛复杂，而且影响深远，特别适合作为我的研究个案。只要我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就难免发表与“正史”不太协调的言论，并非故作惊人语，而是立足点不一样（参见《大学史的写作及其他》）。另外，学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不太相信二十年前的“权威”能够永远避免后来者的挑战。

　　遗憾的是，眼下出版的这本小书，尚未能真正体现我的“学术野心”。这里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百年校庆期间，传媒的地毯式轰炸，使得北大的历史与现状广为人知，没必要再由我来饶舌。发掘众多“人所不知”的故事，并提出若干“独立不羁”的见解，需要较长时间的知识准备。而我去年刚出版了《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如今虽穷精殚虑，也不可能突飞猛进。

　　在短短的一年半后推出新著，其实不是我的本意，纯粹是为了配合这套关于世界名校的丛书。我认同主事者的看法，谈“世界名校”，最好不要局限于“海外”。到目前为止，北京大学并非世界一流大学；但并非世界一流的北大，在东方文明古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种荣耀，又是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所不具备的。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丛书第一辑收入北大。经受不住出版社的再三劝说，也就只好仓促上阵了。

　　好在这是一种个人化的叙述，包括对于北大传统的诠释，以及对百年庆典的若干反省；还有，就是“人在燕园”一辑所体现的，经由若干师长与这所大学结下的不解之缘。因“结缘”而带来的强烈的主观色彩以及作者身影的浮现，使得这组文章多了些激情与温馨，而相对缺少距离与冷静。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将北大置于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考察，除了凸显史家的眼光，更希望引导读者走向历史深处，思考若干重大问题。这既符合北大的特殊身份（说实在的，假如选择如此视角，北大还真是无可替代），也更能体现笔者的学术追求。在百年中国的叙事框架中讨论北大的得失成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还涉及如何进入历史——包括研究的策略与叙述的笔调。本书最后一辑，除了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密不可分外，将其纳入此书，更想强调的是关于历史写作的思考。明眼人很容易看到从《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到《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与夏晓虹合作主编，广州出版社，1999）的内在联系。将历史研究的探索与写作方式的革新结合起来，希望兼及“文”与“学”，这是我的小小的梦想。不是专业著述，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散文随笔，而是半学术半文章，我称之为第三种笔墨。正在尝试，还不到以成败论英雄的时候，因此，也就不想多说了。

　　当然，以我的“学术野心”，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就北京大学撰写沉甸甸的专著。不过，即使拟想中的“大作”得以完成，我也依旧怀念在寻寻觅觅的过程中所品尝的刺激、困惑与烦恼，以及这两册“半文半学”的小书。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能够调动研究者的激情与想象力、具备许多学术生长点的好题目，即便山路崎岖，前景不太明朗，也都值得尝试。

　　在我从事本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得到诸多师友的激励，其中也有反对我的学术观点，但依然表示理解与支持的。自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和“东方之子”做了专访后，我收到了不少不相识的读者来信，有向我查询其曾在北大念书或工作的祖上的情况的，有以知情人身份提供进一步研究的线索的，也有纠正我文章中若干细节失误的，更有撰写书评大加揄扬的。这些都让我感动，起码是意识到“吾道不孤”。时至今日，每当我到外地高校做学术演讲，总会被要求“讲讲北大”，而且每回的演讲都很成功。这当然主要归功于“北大”自身的魅力，可也与我如此投入此课题、如此认同所谓的“北大精神”，不无关系。

　　最后，有一点必须说明。在“人在燕园”一辑，我选录了一则此前已经入集的短文《十年一觉》，目的是使前后的叙述更为流畅，也让读者略为知晓我的燕园生活。小小私心，敬请原谅。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三日于京北西三旗

　　（本书年内即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沐目评语：陈平原在北大百年校庆时的某些言论受到了“有关方面的特殊关注”，如果我们不小心掀起幕脚往里看的话，结果并不会有多新鲜：统治者脆弱的经不起刺激的神经和强大的文字狱功底。介绍此文，主要是读到那篇奇文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热切希望，中国报道的读者们能够保持一份思考的清醒，至于有些人应该收起挥舞的大棒。

老行者的话：陈平原教授是老行者敬重的一位学者。九八年校庆时，其的一种学术观点竟然遭受有些人政治帽子和大棒的袭击。今天找到这篇文章，以记即将到来的母校校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