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国驻北京使馆文化处对徐国栋教授的侦察报告（二）

　　言归正传，现将我们搞到的徐的日记内容综述如下。

　　一、徐对我国知识界的评价

　　徐来我国，是为参加养牛法国际研讨会。会议的组织者是我国西北大学的养牛法教授、科学院院士候选人西蒙博士。徐对该教授的评价极低。去年的同名会议在中国召开，徐观察到西蒙莅会时未提交论文，只报了一个题目。会议的第二天下午轮到西蒙发言，他临时抱佛脚，直到主席点他名时还在写讲稿。徐当时就与阿东阿西议论了一番，推测西蒙平时肯定不做学问，到北京后也忙着倒腾中国蓝箭牛仔裤和红星牌二锅头，未把精力放在会上。但徐对西蒙表达了同情：国家不能把教授养起来，他自然要到外面打野食。最叫徐看不起的是：这个会议为了强调人与牛的战略伙伴关系，用牛语作为工作语言，大家都讲牛语，在一片温柔的牛叫声中，惟有西蒙讲着难听的S语。作为一个养牛法学者，他竟连一句牛语都不会讲，反映了我国教授的水平成问题。

　　这次徐来我国后，见到了我国的一流高手，顿时觉得我国还是老大哥。我国首都的一位养牛法专家不仅能讲牛语，而且兼通马语和驴语，叫徐大感惊奇。他认识到西蒙并不能代表我国，我国也认识到以后不能再派西蒙这样的货出去，尤其要严格禁止利用开国际会议的机会做买卖。最叫徐动情的是，我国的养牛法学者能当院士，养牛法被承认为一门重要的科学，归国家科委管并拨给经费，这与中国的只有自然科学学者才能当院士、社会科学被默示地当作一种非科学的东西、国家科委只管自然科学的做法适成对照。徐承认，他的国家曾经向我国学过许多东西，但就是不学这一点，这种选择值得深入研究，也值得根据我国的模式加以改变。

　　前文已述，徐极看不起西蒙，与之关系紧张。经过一次会晤，徐才发现西蒙也看不起自己。原来，经高人指点，我们的小西子一句话就降服了这个狂傲的中国人：“听说你们正在制定养牛法典，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徐听后一下子就蔫了。徐到我们这里来，仗着中国有了几个钱，就班门弄斧，大谈养牛法的新架构，批评学我国的老养牛法学错了。但中国折腾这么多年，连一部养牛法典都整不出来，而我们已先后有过4部养牛法典了，最近的一部是在激烈的变动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堪称世界上少有的好养牛法典。连部养牛法典都没有，你中国牛什么牛？羞也不羞？

　　徐深入我国后的印象多是正面的，但他还是抓住了我国知识界的一个缺陷。一位乌托邦与会者向我国首都大学的索马教授求书。索马反问，你怎么知道我有著作？徐插话道：没有著作你怎么当得上教授？索马抚掌大笑，曰：你这是老皇历了，现在在S国，没有著作，弄几篇文章，当上教授也是可以的。徐从这一故事得出我国知识分子质量下降的结论。我们不必在意他的这种妄评。中国没有著作的教授又有多少？不懂牛语的养牛法专家又有多少？

　　二、徐对我国自由度的评价

　　我国的赌场、半公开的卖淫业、《花花公子》杂志和暴力与色情兼备的报纸、枪支的自由买卖等，对徐都是新事物，被徐承认为我国的自由因素。他为我国手枪的价廉物美所吸引，产生了在我国买一把手枪的想法，因为他认为，无带枪权即无自卫权，宪法规定的人权就兑现不了；而且将来应阿东阿西的请求做掉阿南阿北时，也得要个顺手的家什。阿东最近给他又写了一信，宣布撤销过去说过的已经不恨阿南了的话，因为最近申请博士后流动站，阿南就没有投他的票，语多怨恨，大有旧恨新仇一起报的意味。但徐由于惧怕我国海关未敢买枪。我国的海关吓坏了来过我国的中国人，徐教授又被自己同胞的传言吓坏了。人们说，我国海关实行窃贼推定，对超出申报数目的各种货币，一律视为在我国的盗窃所得而没收之，因此入境者须精确填写报关单。徐入境时，就老老实实地申明了他带了多少美元、多少人民币等。出境时，他果然见识了我国官员清点旅客随身所带货币的场面，让这个跑过不少国家的家伙开了眼界。最过瘾的是，徐在大街上买了我国人民的两幅油画，竞妄想把它们带出国界，遭到了我海关勇士的扣押。徐拿不出发票就必然遭此下场。他抱怨我们未事先公布报关规则，因而攻击我国的海关法成文法程度不高。让他攻击去吧，反正我国白赚了1300S元。他们中国10年前也是这样做的，就像现在成天吵吵保护知识产权的M国100多年前也是海盗一样。仓廪实而知礼节，谁都有贱而无耻之时。徐注意到，我国学者从甲地到乙地开会，须在两地警察局分别办理旅行手续，他由此感到自己的国家极为自由。他的护照被我们扣留到他动身的前一天下午，他在我国当然自由不成。老祖宗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我们离认识必然还远着呢！徐抱怨此届养牛法研讨会规模太小，只有7个国家的学者参加，而上一届会却有二十几个国家的学者参加，也许就是因为这些限制太吓人。徐把我国形容为“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他未说错。

　　三、徐对我国对外国人之态度的评价

　　徐一直持世界主义的态度，在中国报刊撰文批评中国曾实行的对外国人在公共服务方面加倍收费的做法，讥之为“自然敌对论”、把劫掠陌生人当作正常生计的野蛮，他的批评导致中国取消了上述做法。在我国，他又重见之。每个游览场所的门票都是10S元，票面上印的就是这个数，但我们实收他30S元，是国民待遇的3倍。徐在中国可以写文章骂人，但在我国只能老老实实付款。晚上在日记里，他却把我国辱骂为“国穷志短”、“穷极无聊”。他还注意到我国航班对S人和华人实行差别待遇。在来我国时，他与华人坐一个舱，乘务员竟然未演示安全规则，而且其表情有如牙痛在身；回国时，他与我国公民同舱，待遇就好多了。徐认为，最好的制恶办法就是报复。因此，后来他在与我国公民经常来往的一个机场的警察共餐时，就劝后者往死里整S人。但徐承认，我国公民对外国人是诚实的，商品明码标价，不宰人。但公共场所到处都是S文，没有国际性的语言的说明。乘务员的英语极可怕。

　　最后要说明的是，为了低成本地维持对徐家的垃圾监控，我们发展了我国在厦门的一位侨民从事这项工作。据他最近的报告，徐家清除的美国产品残骸在减少中，现在时常发现我国出产的烈酒瓶子。我们的这位外围特工还把其中的一个瓶子作为样品寄给了我们，上面是我们熟悉的S语，但被用中国毛笔大大地写了“C.N.M”3个字母。经使馆的中国语专家分析，这是很难听的一句中国骂人话，似乎是专门写给我们看的。看来，我们对他的侦察被他发现了。

　　四、简短的结论

　　在上一份报告中，我们对中国知识界的估计过分低下，对我国知识界的估计偏高，现在看来，这两种偏差都要校正。我国知识界中也有一些缺点，如跨族类对话能力问题、晋升职称出版物标准偏低问题等。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徐教授尽管在我国遭遇了不少不快，仍对我国知识界作出了高评价。日记里头讲真话，我们相信他的感受之真实，也承认他是一位公正之士。监视这么一位教授，确实是一项令人愉快的工作。

　　　　　　　　　　　　　　　　　　您的诚挚的
　　　　　　　　　　　　　　　　　　约翰·约翰洛维奇
　　　　　　　　　　　　　　　　　　2000年11月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