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及责任

学而优则仕

知识分子，在古人看来，是学富五车，治国经邦的大家。他们学习知识，首先用来修身，达到个人精神境界的旷远和通达，后为齐家治国，使个人与天地融为一体，亦是言，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才可以天地之心，治理经营天下。儒家的“仁”，是平天下所最高境地。然而，古代知识分子，是无法企及“仁”之境界的，他们一生所要做得完善并且圆满的往往不是“平天下”，而是治国经邦的大事业；修身、齐家、治国也脱离不了世俗朝政的繁扰，但就从朝政百姓最平实的生活而言，古代知识分子能够治国并且把国家治理得清明强盛，不受外族侵扰，也是为国家、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终极目的只是通向“仁”的境界。做为个人精神修养的提升，必须通过现世的每一件世俗生活来体现，古人学习，不是简单地提高自身修养的境界，而是通过学习事理即知识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也就是“平天下”。他们不会抛开社会、现实人生而去关注虚无的不可捉摸的知识。当然，“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道”的精神追求不曾中断，但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器”，即现世人生的种种磨难与平和幸福的生活，亦是言，要达到“仁”的境界，首先须要改善和充实人的现世境遇，也就是说要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变动社会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而入“仕”则意味着权力有加，可以让其通过皇权分授来切实地治理一方民众，通过民众的劳动实践来实现其社会理想。

学而优则仕,理所当然地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兑现其社会理想的最佳最有效的途径。但也不是每一个古代知识分子都能顺畅无阻地去实现政治抱负，有正直的知识分子，也有混名混利的知识分子，利益冲突在任何社会状态下，都不能自行消退，而始终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斗争的最大因素。古代知识分子为实现其抱负，沾惹权贵势力，被谪贬者不泛鲜例。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者信心十足，踌躇满志；被贬放流者灰心丧气，消极悲观，这是两种人格积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就应时而生，在中国古代文人的骨子里深深地植根发芽。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及精神实质当为“入世”与“出世”互补凝炼而成的双重人格。他们学而优则仕，积极入世，希望通过皇权来施展自身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的人格在此时表现得最为刚强柔韧，为民请命，以死忠谏，亦即“达则兼济天下”。此情此境之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往往不是个人安危，而以社稷江山为重，以奉养他们衣食的劳苦人民为重。在他们心目中，最好的社会状态，也就是他们在“达”在踌躇满志入世时所追求并且希望出现的社会状态即大同社

会，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最可贵的人格之一面。皇恩浩荡，他们首先须尽忠，向启用他们的皇权尽忠，在古代社会，皇权在某种角度上即国家社稷，即民众天下，当然，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仍然是以整个社会（天下）为已任，为终极关怀的终极对象。

“出世”的思想始终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不能抹去。这种思想是和“入世”的思想同时产生并随时随地都潜于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作为专制皇权的御用工具，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随时都有杀身之祸的危险存在。“穷则独善其身”做为“达则兼济天下”的最后一道退路，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留下的烙印最深。首先求闻达，尔后治天下，退而其次保其自家性命，不得重用，他们并非消极悲观，而是等待“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又会变消极出世为积极入世，一张一驰，才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真正的人格写照。他们没有因抑郁不得志而甘愿堕落，十年磨一剑，他们在不得志时仍然注重从内心上、精神上、人格上提升自己，以便为将来能够入世以求闻达而作必要的准备。

当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有因排挤打压和不被重用而灰心丧气，但不畏权贵者有之，比如，“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1>的屈平；比如“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颂者留其名”<2>的李太白；比如“志士仁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3>的杜子美等等。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是双重互补的，并且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和“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根本准则应对他们所处遇的境地。无论是闻达，还是落魄，都离不开对现世的关怀和思考，社会在他们的心目中应当是完美的，应当是太平鼎盛的，应当是和穆柔静不尚武力的。对于真理的探求最能体现的往往是他们对现实人生的切身感受和身体力行，“士虽有学，而行为本”<4>是他们最真切的写照。这种双重人格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体现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们仕途不得意，难以施展自身才华和实现其理想抱负时，便生发出“人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5>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6>的感慨，“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7>的出世隐退思想。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由上述两种互异互补的双重人格演化出他们内心深处对于国家、民族、社会深深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渗透到他们骨子里时，就将社会的良心和责任毫不保留的赋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肩上，担当批判和推进社会发展的道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们对社会发展深深的忧虑和希冀所在的最好体现。社会朝那个方向发展，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发展，以及对人的境遇即“天人合一”之真精神所在的苦苦追寻，和他们对种族、民族在外来异族的不断侵扰下能否健康强盛保持生命活力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的观念里是无法推卸得掉的，这重重的道义、责任使他们具有一种异常完美的良心，审视身处的时代变化。外族入侵并征服他们，也不能从人格上征服他们，这就使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在他们心中更加深深地加固起来，一日也不能放松。

民主人权自由的卫士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殖民势力的火炮军舰，迫使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不得不深深思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再加上天朝上国的那种无可比拟的优越感，使近代知识分子在西洋文化和基督教文明的渗入面前很失尊严和自尊。作为传承中国传统和平文化的知识分子，在尚武好战的欧洲文明的推动下,不得不去重新思考自身的政治、文化背景，各种探索理所当然地被架置于近代知识分子的肩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和责任意识，让他们不得不离开考据、学术的思维，而更加着重于实际性的救国救亡的研究。

“以夷制夷”的思考是以被动防范为前提的，是消极的抵制西方文化和政治的侵扰；兴办新式学校，接受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其目的也仅限于“以夷制夷”的思路；张之洞所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不能说没有理性思考在内，但终究不能以千疮百孔的大清政治体制，齐心协力抵抗西方侵略；太平天国的爆发无不给当时的中国政府一个沉痛而意义深远的教训，但太平天国首领的文化素质偏低，不具有知识分子的根本精神，自我支配的权欲太强，不能说是革命，只能说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其严重的破坏；百日维新的作用是唤醒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改良社会的觉悟，废除科举制，派遣留学生，大量译介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之后，中国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当归功于清政府派遣留洋学生，让他们在思想未尽成熟之际，接受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的理念并带回中国。

自陈独秀等创办《新青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当是一个十分繁杂而又十分活跃的大炼场，“德先生”和“赛先生”到处讲演，冲击着国人处于两难境地的思想。于是“学西方，试图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重新评价中国的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愿望”<8>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成为共识，“他们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各种形式的接触，与传统的思想体系和统治阶级的不断疏远，使得他们能够领导其他不安定分子开展一场救国的伟业”。<9>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在骨子深处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意识，而是关注民生疾苦、国家兴亡的平民意识。当然，李大钊和胡适之关于“问题与主义”的大讨论在当时思想界鱼龙混杂的情形下，辩出了真知灼见。亦是言，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的理念，知识分子应当承担何种社会道义，是走进劳苦大众，还是高高在上清谈一些不着实际的问题，这就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新文化运动震醒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潜藏的对于国家、民族的深深的忧患意识，他们积极投身到当时大变动的社会洪流中，追求真理，探索治国经邦的大道理、大精神，即一切问题的最基本的前提当是国家的强盛，民族的繁荣。平民精神导致中国知识分子全力追求带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全力鼓吹国家发展的理念。在社会大变动时期，那些由平民供养而鄙夷平民阶层的贵族精神失去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平民的支持和信任，而关注平民生存境况的中国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承接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道义，并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功效是无可抹煞的，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一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所呵护的民主精神。通过思想和文化上摒弃禁锢人们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传统礼教的束缚，理性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道有力的追求真理的动力，他们通过各种思想斗争和现实斗争，让思想在碰撞之间迸发出真理精神，他们尚自由，尚科学，尚平等，能够直面身处社会的大变动。不具备贵族精神的平民知识分子在残酷冷峻的现世中，不会像有闲阶层向往天堂，厌恶地狱，以不着边际的浅吟低唱欺世盗名于人间；他们更能以社会的底层作为参照来审视自己，自觉地成为社会底层的代言人，代表底层向统治者请命，而这无形中又会推动社会的进步，正如张宽所言：“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弱势集团的代言人，对社会主流文化，持批评态度。”<10>

……

但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在历史中是极其珍贵的，他们倡导张扬了民主的理念，科学的真理，推动了中国人权的发展，探索了社会、国家、民族发展的方向，担当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社会道义和历史责任，推动国家由专制皇权跨进到现代民主意义的国家行列。尽管在“五四”运动及至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大部分知识分子畏缩了，委曲人格，粉饰太平，其世俗的社会功利思想左右了他们的言行，当然，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的人格是不健全的，至少说没有一个培养独立人格的社会环境，而历史责任则是半途而废，追求目前利益而放弃了对真理的永恒探求。

政治的帮闲

1949年始，中国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国家随着民族主义的极端而进入一个非常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经济建设的掠夺，思想控制的加强，学术文化领域内的焚书坑儒，导致知识分子如清初那般不敢作声，在真理面前紧闭双眼，国家、民族所遭历的种种苦难他们视而不见，只求保全自身，即使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健将也一改往日壮志，变得柔和而且恭顺，他们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出卖良心，出卖灵魂，不惜以他人牺牲为代价而苟且偷生。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是非颠倒、良知丧尽、人性泯灭的大动乱时期，甘愿埋没自己所追求的真理，成为政治派别粉刷丑恶的号手和夜莺。

政治的封建独裁，官僚体制的巩固加强，致使人文理性丧失殆尽，太监意识鼓荡中国大地，中国知识分子刚刚萌发并且成长的独立人格被扼杀尽尽。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领导我们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11>放中有收，收中有放，其终极目的则是为阶级统治服务。按照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放是必然的，只有这样才能肃清因政治上的“放”而跳出来的各种思想、文化、学术上不利于阶级统治的“坏”知识分子，并将其彻底打倒、肃清。对梁漱溟的批判和迫害，对胡风的声讨和打压，不仅从政治上压制了自由精神和人格独立，为民请命的人在当时政治空气中没有好下场。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防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学术和科学的发展。”<12>这种思想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当是极大鼓舞而且欣慰的。国家能够有宽松的思想、学习氛围，将有利于其发展。但是，知识分子的鼓舞和欣慰是没有任何价值可言的，这一切自由须建立在为政治服务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世俗哲学作为唯一的指导理论，方能自由。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呢？我们以为．．．．．．（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和消弱这种领导”<13>所以说，知识分子要讨论任何问题都须建立在这两个标准之上，离开了这两个标准，就是毒草，就不是香花了，只有上纲上线空洞的说教和委曲人格才能换来政治上的香花。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大环境中，为了争当香花，不做毒草，而出卖人格，出卖思想、出卖做为人的尊严和自由精神，发表各种带有严重政治偏见的理论学说，对民主的肆意歪曲，对政治的欣然喝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功效也就初露端倪。一部分坚持真自由，真独立，真民主，真科学精神的知识分子由于稍露锋茫，就被扫除得一干二净，剩下的便甘为太监，替中国人民承办了许多他们以前曾极力反对的“大事业”。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赫鲁晓夫说：“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14>这种看法是做为旁观者在审视中国民主情景的，一语中的。杜勒斯则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是究竟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15>史实如此，正直的知识分子很快就“跳”了出来，很快就被戴上帽子，打了棍子，翻不过身来。

关于知识分子人格和责任，建国后就面临着如何改造的问题，这有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即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知识分子以前所铸炼出来的独立人格和民主精神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以重新塑造，并且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及以后三十几年的大变动时期内为民主、自由奔走，为国家、民族探索出路并自觉担当社会道义的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非常神速的重塑了自己的人格，重新定义了自己所担当的社会道义和历史责任，自觉地摒弃人文理性精神，做起了共和国纳税人豢养的皇宫太监。对于丧失作为知识分子所必具的社会良心和道义的知识分子，其在建国后的表现令毛泽东异常满意，他说：“我国知识分子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16>从毛泽东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还有少数知识分子是不进步的，是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并且没有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少数知识分子在众多知识分子争当香花的时期，他们甘愿作为毒草存在，他们以毒草的定性而保留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并且以殉道的精神捍卫了民主与科学的纯洁性，他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必须信仰。这就是一个问题，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有没有说明他的理论必须让人们绝对信仰并且绝对视为真理，但是，真理是不可自明的，自明的只有合理的。

从民主真精神，科学真理念中变质蜕化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既没有“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和良心，也没有“穷则独善其身”的人品和境界。飞黄腾达者没有以“济天下”为已任，而是在国家大乱并且极度黑暗时火上添油，助纣为虐，残噬同类，祸害百姓；时运不济抑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没有“善其身”，而为保全自己，苟且偷生，出卖良心，揭发、捏造事实卖朋友，卖同类，也卖自己可怜卑微的人格。

梁漱溟，胡风、顾准、剪伯赞，马寅初，黄炎培等坚持追求民主精神的理念，追求真理，追求带动社会进步的真知识和鼓吹推动国家发展的真理念，在夜莺包围的颂唱声中，他们无动于衷，一如既往地审视当时的社会，他们的人格是健全的，没有丧失作为知识分子所必具的人格和责任；相反，冯友兰，周谷城，范文澜，郭沫若，周一良等大学者大思想家摇身一变，成为受宠的大太监，他们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他们仍然要“修身”要“著书”要“作官”，他们宣扬的一套价值理论很不同于建国前他们所宣扬的那一套，“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17>史实又无不如此。

经过建国后的“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残酷血腥的国人内讧，中国知识分子吓破了胆，在真理面前软弱无力，在政治面前，卑躬屈膝。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阳谋引诱出来并打倒的知识分子无权说话，由“马克思”御批的知识分子则成为政治的帮闲，以学术、文化、思想之名，行盗窃、助纣、钓名之实。理性丧失、人格破碎、品境低劣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基本内涵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和责任史上的一个落差显明的断裂带。

激情、虚伪、浮躁

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面前无法保持其独立的姿态，往往随着政治的波动而改弦易辙。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否定“文革”，清算和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给知识分子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反思“文革”关注未来的思想逐渐成为气候。进入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转了一个大弯，重新收拾建国前所倡导所张扬的各种理念的碎片，但无不带有历经劫难而诚惶诚恐却又踌躇满志的印痕。各种政治运动对他们来说，是异常敏感而且兴奋的，那种以整治同类为快感的病态心理，使得相当多知识分子挪步试探，悉心观察，他们对政治的巨变持怀疑态度，但言行必须和高层保持一致,以免为以后的运动留下祸柄。

八十年代，真正从“文革”中总结经验，进行声讨的当是新时期文学作品，首先脱离了政治教条的束缚和影响，以作家所独有的心灵敏感度和一腔激情重新审视“文革”期间的人性泯灭，赞颂了拨乱反正的断然举措。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高悬下，民间已然回到建国前那种“自由”状态。在文革期间成长八十年代独立的知识分子，自觉地担当了社会和历史所赋予他们的道义和责任，为中国的发展探求出路。改革开放当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中国的民主和自由程度，较八十年代前有了质的飞跃，但是，思想舆论的控制仍然囿于一个大的前提之下，不能容纳多元意识的存在，知识分子凭自己所担当的社会道义义无返顾地理性地审识当时的社会体制，冷静客观地解答着各种社会问题。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的易变性和劣根性，使得六、七十年代变质蜕化为政治帮闲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跟随政治的大波而流，他们骨子里没有正直和道义的血液，对“文革”的否定，当然也否定了他们在“文革”期间所倡导所颂赞的一切，他们在历史交错的当口，应是十分的尴尬，但是他们发表了一些反省的文字和谈话，摇身一变，又成为资历颇深的大学者、大教授，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在中国各个灿烂的角落。诸如舒芜、冯友兰、周谷城、周一良、余秋雨之流，他们曾经辉煌的时代已然远去，但他们又不想殉葬于宠他们的主子，仍然活着，发表各种虚伪的文字，以混淆视听，为他们曾经干出的勾当作掩饰。直至今天，仍然有一部分“文革”期间充当政治帮闲的知识分子欺世盗名，苟活于这个清平殷实的社会之中。人性的虚伪，人格的脆弱，使得他们仍然围绕着政治的大棒而运作。

尽管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他的不足之处，但是，他们真正探求了国家发展的理念，追求了社会进步的知识，平民精神在他们身上有充分的体现，甘愿作为底层人民和社会弱势集团的代言人，敢于和权势交锋。而这些又须定位在八十年代对西方各种学术思想，民主理念的大量引介，这些引介而来的思想和理念时时冲击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所以他们在官僚主义泛滥的社会中自觉承当了为民请命的责任，力图在中国重新构建一套价值体系，打破集体主义给中国人民所赋予的绳索。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新左派”理论等各种社会思潮席卷了知识分子的营地，犹如新文化运动期间的知识分子那样为社会、国家的进步和发展而奔走呼号，这一切都源于“文革”前后那种政治决定一切和权力集中导致的各种社会病态现象所映衬的教训。如何在中国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体系，如何切实地保护人权以及如何推进国家的真正自强和文明，都是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要探讨和解答的命题，这种探讨和解答最终导致了八十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因为八十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精英意识和平民精神退缩了，把目光转移到不着实际问题的纯学术方面来。学术上不思其内质，文学上只注重个人内心的排遣和抒闷，思想上紧随大流以保全自身。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和承担的社会道义几乎丧失殆尽，他们钻入象牙塔而无病呻吟，人格的惊吓和责任的退卸，使得他们在血腥事实的面前，变作哑人，只有哑语，或者就是谁也不知其内涵的高深莫测的理论。各种旗帜、主义、口号滥觞于中国大地，犬儒之风盛行，他们退而不谈政治，人文理性在知识分子中毫无阵势。市场经济的冲击，使他们把知识分子内心所忌讳的“利益”为重的观念全然抛开，把知识分子所应担当的社会道义和历史责任全然抛开，把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社会良心全然抛开，纷纷钻入浴池，浸泡由劳动人民所奉养的娇嫩莹白的肉。

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从思想、文化、学术、文学各个领域内，都变得清谈起来。“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写字的人不少，抬头思考的人不多，名和利是当时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一言蔽之，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由精英、平民蜕变为无赖、贵族，虚伪成为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虽然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没有如“文革”前后的知识分子那样出卖灵魂，残害同类。但是为了名和利的诱惑，在中国大地上游历撒谎，一本本关于美妙谎言的专著成为市场机制所应运而生的铜性商品，他们在狠命捞取名和利的同时，也张扬道德，张扬高层认可的道德。但是，他们却在无意识中扼杀着真理，扶植着虚伪和浮躁，正如费尔巴哈所说：“只有谎言才是道德的，因为它规避和隐瞒真理之祸患和祸患之真理。”<18>

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的政治环境有所宽松，中国知识分子对在一个声音的指引下将民主、自由、历史、道德、社会道义和良心及责任加以肆意篡改和歪曲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某种程度上说，九十年代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是痛苦的，但是这种痛苦源出于他们心中的一个庞大无比的自我，思想是混饭吃的，诗歌是给上帝的，艺术是给自我心灵的，文学是给性渴望的，贵族化倾向十分显明，他们总是坐在通往天堂的阶梯上俯视劳苦大众，上帝在他们心中完美无缺，思谋算计着如何拯救自己（从物质上）。诗人痛苦，文学家、思想家痛苦等等九十年代那些可以称为“家”的大多数在痛苦，在申诉自己呻吟的根源。九十年代是最平庸、最虚伪的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最真实最贴切的写照。九十年代，是一个没有激情、没有胆战心惊的时代；是一个没有火焰狂风的时代；是一个没有沙场和远塞的时代；是一个不动荡不恐怖的时代；是一个人性隐匿正义消退的时代；是一个不关注他人只重一已私利的时代。知识分子丧失了天赋之道义精神，不敢正视现实，缩头露尾在时代的夹缝中展现形而上的自我，以掩盖其不关注不敢正视现实残酷而追逐虚名、清誉，对供养他们得以生存的劳动大众所犯下的罪行。

道义、责任、良心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淡化了，他们在商海中闪拿腾挪，练就了一套混饭吃的真本领，全然不顾支撑他们的劳动大众，并且很快地就与腐败融为一体，学者、教授只懂照本宣科，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教出来的知识分子（大学生），也学会了照本宣科，没有思想，学习只是为了混饭吃，看看九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生，只能发出“平庸”这两个字。作为培养知识分子的高等学府，充斥着加工资，评职称、分房子、争当教授的平庸可怜的知识传承者，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理念在他们心中讳莫如深。

杨竞一语中的，指出了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虚伪肮脏的本质：“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当一个文人在现实中的交往是以财取人，尤其是以势取人的时候，你怎样相信他的‘平等’货真价实？当一个学者情不自禁地亲吻金锁链，你又怎样相信他的‘自由’正宗原版？当他对民众的苦难视若无睹，你又如何相信他的‘博爱’发自内心？”<19>

天堂是美好的，但首先得扎实走好人间的道路。

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是落差异常显明的，社会道义和责任承担也是一目了然的。前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是什么？后十年中国知识分子所

追求的又是什么，徐友渔先生的见解十分精辟：“进入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首先面临的是自己的安身立命问题。如果说，80年代是新启蒙的时代，其基调是理想热情，‘以天下为已任’，为改革开放路线齐声呐喊，那么，90年代初明显出现了消极意义的倾向和犬儒之风。不少文化人和艺术家在社会震憾和经济大潮两面夹击下，在精神上彻底放弃和全面溃退，同时力图用冠冕堂皇的甚至深奥的，形而上的学理为自己当下的、为一已私利的生存状态辩护。”<20>

知识分子：如何定义

知识与权力的结盟，便导致承继和传扬知识的社会沦落，导致承载知识的知识分子蜕化腐败，导致整个社会的沦落和腐败，中国当下的问题应是如何拯救权力的民众性和知识的真理性。若单从文化上去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未免有点肤浅。拯救权力和知识，便拯救一切人文科学合乎理性的发展。

中国人所欠缺的是理性，而不是从纯粹文化意义上所指出的宗教情结，也不是从政治意义上所要求的恭顺和听话。理性欠缺的中国人，无法自觉地思考其所处社会的状况，他们宁可相信宿命和认可现世，也不相信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理性而有序操作的革新会加以解决。所以，中国目前的大问题仍然是新文化运动所未完成的理性启蒙，这个责任和重担很自然要中国知识分子来承当。

若果中国知识分子把20世纪中叶以后的人格不加扬弃地带进21世纪，这个重担也是无法挑得起的，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要拯救知识的纯洁性，不让知识沦落为世俗知识，才能拯救其他知识分子（假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当张扬知识的纯粹性和理性民主性，建构真正承载道义和理想的人文知识体系，而非世俗、非权力强行扭曲的人文知识。

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能够而且必然的承载着社会道义和良心，是在社会的激流中思考探索国家和民族去路的知识分子，若果不关注现世民生、不思考、不张扬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理念的知识人，不能说是知识分子，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读死书盛装世俗知识的塑料桶而已。“读书人所要全力追求的是带动社会进步的知识；所要全力鼓吹的是推动国家发展的理念。”<21>

“知识分子应当坚持道义立场，承担社会责任。”<22>我们应当要求舆论不一律，各种意识形态并存，促使思考的知识分子不因意识形态的限制而限制其各种睿智的精英思想。当然，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民族的负责，不能出卖灵魂，不能出卖国家，也不能出卖民众，允许知识分子对政府尖刻、“反动”的批评，政府不能横加干预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意识信仰自由，不触及国家法律不追究其责任。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在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中畅所欲言，指陈社会流弊，加强社会对政府的舆论监督，活跃民间的民主气氛，以达到民族最终的理性启蒙，推动国家向文明、民主的现代化方向发展，才能建立一个吏清治明的现代化国家。

注释：
<1>、屈 原：《离骚》。
<2>、李 白：《将进酒》。
<3>、杜 甫：《古柏行》。
<4>、（清）兰陵党存板 金樱：《格言联壁》。
<5>、李 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6>、李 白：《行路难》。
<7>、屈 原：《离骚》。
<8>、雷 颐：《超越五四？》1996年第6期《读书》第66页。
<9>、（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10页周子平等译。
<10>、张 宽：《再谈萨伊德》1994年第10期《读书》。
<11>、《毛泽东选集（五卷）》第413页，1977年版，北京。
<12>、《毛泽东选集（五卷）》第388页，1977年版，北京。
<13>、同<12>、第393页，1977年版，北京。
<14>、《百年潮》
<15>、《百年潮》
<16>、《毛泽东选集（五卷）》第384页，1977年出版，北京。
<17>、余 杰：《中国太监》， 《火与冰》第216页，1998年4月第1版：经济日报出版社。
<18>、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第9页。荣振华译。1984年10月第1版：商务。
<19>、杨 竞：《林中响箭》2000年1月第1版，中国电影出版社。
<20>、徐友渔：《自由的言说》序言（自序）1999年12月第1版，长春出版社。
<21>、台湾：高希均 1994年第二季台湾《书的天下》。
<22>、同<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