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先生谈学问人生

主讲人：邓正来
主持人：刘 颖
嘉 宾：付子堂 赵 明 张永和但彦铮
时 间：2004年3月23日晚
地 点：渝北校区教学楼3108教室

刘颖：各位渝北的小友，大家晚上好。（掌声）一直以来，我以“小友”的称呼来称呼你们，这也突出了我们今天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在这个春雨潇潇的夜晚，我很荣幸地告诉大家，蜚声海内外地著名学者、著名的翻译家、法学家、编辑学家邓正来教授今天来到我们渝北和大家见面，和大家畅谈。（掌声）其实和各位一样，我的心情也很激动，因为在此以前，对邓先生的崇拜是久而有之。今天见了真人，确实特别高兴。所以(即使)身为老师，我也是激动得不能自已。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晚上在座的嘉宾。首先请允许我介绍我的导师付子堂副校长，大家欢迎。（掌声）颇具名气的青年才俊赵明教授。（掌声）儒雅之风、侃侃而谈的张永和教授。（掌声）有关于张永和教授，我要加一个脚注。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一句话：聪明的脑袋不长毛发。（笑声、掌声）英俊潇洒、落落大方的科研处处长但彦铮教授。（掌声）作为这个主持人，我愿再自我介绍一次。我姓刘，刘颖，法理教研室老师。（掌声）英语有句谚语叫：last but not least。所以我把压轴戏放在最后，最后我以最最喜悦的心情向大家介绍邓教授的美丽、贤惠、聪明、大方的太太唐向荣女士。（掌声）伟大的男人身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我觉得这句话确实不虚。

今天晚上，邓教授来到我们渝北。来之前，邓教授说特别喜欢和小友相会。为什么呢？他说小友就代表我们的未来，看见了小友就好像看到（他自己）当年轻轻的身影。所以他看到小同学就特别开心。（笑声）当然，这个“小”字只说明年龄问题，不说明我们的思想问题。通过这两年和大家的相处，我深深的知道我们渝北的同学是以思辩性著称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有的方面甚至胜过我们本部的同学。的确不是溢美之词，希望大家继续把这点发扬光大。（掌声）今天晚上，邓教授要给咱们作的应该不叫讲座，在此之前邓教授一直对我说，虽然说大家可能平常只能从报刊上、杂志上，字里行间看见邓教授的身影、邓教授的声音，但是今天咱们是零距离接触，所以谈话的形式，没有必要太过于拘泥你说我讲，或者我传道怎么怎么样。大家今天既然能够到一个地方来，都是同道中人。所以大家今天以坐而论道的方式，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谈话。所以这个谈话我们把它称之为“沙龙”也好，或者说“对话”也好，甚至是“促膝谈心”都可以。所以今天不是苏格拉底教学法，一问到底。大家都作为平等的发言人，大家都可以谈谈自己的观点。

首先在邓教授做这个谈话之前，我荣幸地宣布：我们的付校长现在要颁发给邓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名誉教授”的聘书。（邓正来教授从付子堂校长手中接过聘书。）（长久掌声）请校长不要着急，我还有一个脚注啊。大家都知道各个大学都聘请各种类型的教授，有名誉教授、兼职教授、客座教授等等类型，而名誉教授是国内外一致称为最高名誉、最高级别的教授。我们学校到目前为止只有梁慧星教授和邓正来教授两位（名誉教授）。（掌声）下面由付校长宣读学校的决定。（掌声）

付子堂：下面由我代表学校宣布一份文件。西南政法大学文件，西政校发<2004>61号“关于聘请邓正来教授为本校名誉教授的决定”。邓正来教授现任教于吉林大学，长期以来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经典著作汉译、创办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中国书评》等学术工作中成就突出，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法学领域学术前沿研究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学术独创性成果丰富，且注重教书育人，学术品德高尚，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学术声誉、地位显著。我校历来尊重学术自由，重视学术工作、学术人才，为加强学术建设，经2004年3月3日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聘请邓正来教授为本校名誉教授，由学校颁发聘书，并邀请邓正来教授到校开展相关学术工作。学校希望全校师生都要以弘扬学术为己任，以踏实有效的学术工作和高水平的学术成就，争创一流高校，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新贡献。西南政法大学2004年3月3日。（掌声）今天晚上本来应该是龙校长给邓教授颁发聘书，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在老校区举行了一个仪式，由龙校长发给（邓教授）聘书。今天晚上，龙校长本来要亲自来一趟，在渝北也举行这样眼这个仪式，结果（他）另外有一个外事活动，所以就委托我代表他给邓教授颁发这个聘书。我宣读一下：聘书，诚聘邓正来先生为我校名誉教授，校长龙宗智，西南政法大学，2004年3月。（掌声）

另外，我想再多说两句，把邓先生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邓正来教授1956年2月出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并于同年就读于北京外交学院，师从著名的国际法学家李浩培教授，现在是吉林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手上这个材料是我国著名法学家张文显写的一篇小的文章，题目叫《邓正来其人其事》。其中，主要把邓教授的学术成就归纳了一下，我下面就抽一部分给大家介绍一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先生始终以独立、自由的精神，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邓先生以其独特的学术魅力开创了研究的路径、深邃的思想力量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邓先生致力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组织、策划并独立大量的学术名著，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前沿性理论宝库。比如邓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组织、策划、担任总审校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20世纪文库，在我国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这个文库，我想在多说几句，我们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在80年代中期，可以说就是从看邓先生的译著成长起来的。在这个文库当中特别有一本美国哈佛大学的法理学教科书，书名就叫《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1999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了第二版，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学者，也是我们邓先生的朋友博登海默撰写的。这本书最初有邓先生翻译，从80年代，也就是从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开始，不仅仅是我们学校，其他学校的很多研究生，不一定法理专业的研究生，都（将其）作为必读书。可以说在法学界，只要是研究生，都应该知道邓先生这本书。邓先生当之无愧的成为近20年来我国西学中译的最重要代表人物。（掌声）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有，“最重要代表人物”后面没有之一，老大。（笑声、掌声）这个是张文显教授的评价，当然我们也非常赞同，是吧？（笑声）第二，邓教授出于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的忧虑，致力于建立必要的学术规范，以形成良好的学术传统，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和《中国书评》，传承学术文明、创新学术传统、严肃学术规范，为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开学术自律与学术批评之新风。第三，邓先生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具有独创性研究，其中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关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理念的研究传入了中国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在法学领域，邓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哲学、西方法学传统、民主、宪政、人权。在具体研究方向上，他以其学贯中西的理论素养及学术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观点，并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并引发了法学研究的逻辑性转换。第四点，业已培养了一批国内外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长期以来，邓先生不是任何一所大学的教授。这里也需要加一个注解，邓先生去年之前一直是以独立的、自由的撰稿人身份在从事学术研究，他不属于任何学校。后来为张文显教授盛情邀请，去年3月份开始到吉林大学任教。邓先生不是任何一所大学的教授，却一年四季有众多来自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的青年学人跟着他读书。他以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给每个人制定了学习方案，经常在自己家里举办学术沙龙，以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方法教书育人，使一批又一批的才思敏捷的青年学者在学术上不断进步并茁壮成长。张文显先生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就是中华民族的邓正来先生！这就是西南政法大学的名誉教授邓正来先生！（笑声、掌声）我介绍完了。谢谢！（掌声）

刘颖：感谢付校长富有激情的宣读和发挥。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谈话议题，首先我们邀请邓正来教授谈他的学问与人生。大家都知道，邓教授的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但是我们怎样认识楷模呢？其实有的时候楷模并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只能望其项背的。今天我们就让这个楷模，不仅看到他的项背，而且看到他的全身。谢谢！（掌声）

付子堂：邓先生这几天也有点感冒，可能是我传染给他。（笑声）大家体谅一下，讲的时间不要太长。
邓正来：首先谢谢诸位同学能够放弃你们晚上的休息时间和读书的时间，来这里，跟我和我的这些朋友们一起讨论一下“学问和人生”的问题，谢谢你们！（掌声）不管别人怎么理解我，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那就是一步一步地走，一天一天地过，像一个读书人那样，认真地去读你的书，去思去考你心中的那些问题，所以，别人把你说成民族的什么东西，不重要，真的，一点都不重要，要紧的是你自己负责任，对待自己所走过的路，因为那就是你的生命，希望你们也是这样。（掌声）我跟子堂先生约法三章，今天不作讲座，原因是我不想重复我总说的一个理由，如果我讲什么东西，在那么有限的时间里，我究竟应该讲什么，是我感兴趣的还是你们感兴趣的，不论做什么样的选择，都将导致一个问题，都可能使另一方失望，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一起讨论，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张老师、但老师、赵老师和子堂老师与你们一起讨论，谢谢他们！（掌声）

刘颖：这里插话一下，今天一再重申，今天不是学术讲座，而是学术交流，所以，这个，先由邓老师讲过或其他老师讲过，之后大家可以通过递纸条的方式进行交流，谢谢。

邓正来：当然大家可以提问题，但是建议大家提的问题不要太专业化，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照顾到在座的其他那么多的同学，大家如果就一个非常细的问题讨论的话，我们讨论很深，我们会用去很多的时间，这样对我的了解以及对其他老师的了解，这样是不够的，包括我们所要了解的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心中所想的学问，也是不够的，所以谢谢诸位能够配合一下，提的问题能够是一般的问题，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下面请大家提问题，或者先请赵老师先给大家谈一下他的看法。（掌声）

赵明：我想，一所大学，和其他任何公共场所都不太一样。为什么呢？这里你可以无所拘束地、自由地思、自由地想。你可以漫步，也可以坐在那里沉思。所想的这些东西可能也不关乎国家天下大事，可能就是一片树叶，一株小草，一朵鲜花；可能也就是一滴水，我们说了，一滴水可以蕴含一个世界。什么叫人生，哲学家总要思索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只是注重他的文字，从那些写下的文字和发表的文章里面，你就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人生和学问，如果是一种真正的学问，那么这两者之间应该有又一种内在关联。陈寅恪先生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最充分体现出这一点。他是一个大史学家，做考古、训古，这些都很厉害。西学也是非常精通。可是在文革期间，或者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下边，这么一个伟大的史学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那简直是了不得呀！可他做了什么研究呢？他给一个妓女，一个叫柳如是的作传。那个时候，陈寅恪先生已经是双目失明。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陈寅恪那双肉眼已经瞎了，可他心灵的眼睛明亮着。他为什么要给一个妓女作传呢？这个值不值啊？这个有价值吗？可是在陈寅恪教授看来，这个问题很无聊。不错，他是一个大史学家，他可以做那些别人看来是正儿八经的大问题，可能惊动天地，可能关系社稷、民情等等那些大问题。不错，他做这些大问题一样能做好，比如说，他去做隋唐制度的渊源论考，这就是个大问题啊，他做得很好啊，你不能说他做得不好啊。他给我们换一下，我是个大学问家，我给一个妓女作一个传，让你们看看，那是什么样的人生，那是什么样的苦难，那是什么样的心酸。这种人生，这种苦难，这种心酸，和那个令我们中华民族始终骄傲着的盛唐，难道一点关系没有？最少可以做点类比，也是大学问。你完全可以不了解柳如是的那些知识，她到底写过几首诗，填过几首词，或者又跟哪位书生在一块切磋切磋(笑声)这些知识你可以不信，你可以不了解，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苦难的时代，一个苦难的女子，她的人生很可能就是一面镜子。现在，或者你身居庙堂，或者你流落江湖，可是你流出来的都是辛酸的眼泪。这个眼泪，如果你做化学分析的话，我想它的成分，跟一个帝王，比如说那个亡国之君李煜，或者说那个胜利的帝王，比如说秦始皇，老子今天终于统一了六国，（笑声）他激动得流着眼泪。或者大诗人李白，他流出的眼泪，或者就是那位为她作传的作者陈寅恪先生，流出的眼泪，在化学成分上可能你找不出如何区别，但这都是值得品位的人生。

我这么闲谈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把大家调动起来，跟我们邓先生一块来品味人生。我们中国老人教训年轻人：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笑声）可能他/她一个字写不出来，他/她识字不识字，他/她却具有人性的智慧。确实如此，你读了几马车的书，还比不上她一句话呢！就是“不听老人言，必定是饥寒”。那叫人生，那里面有没有学问啊？有学问，有大学问。我们老师也提到的，比如说刚才刘颖老师介绍，付校长也（在）介绍邓先生的时候，他们老是提到两个人，为什么不提其他人呢？一个叫孔子，一个叫苏格拉底。我也给大家说一下。孔子这个人啊，他说：我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孔子有没有写下文字？我们那些史学家们在那里争啊，说五经，比如蒋庆先生说那就是孔子为万世立法啊，为万世开太平。也有古文学家们论证，这根本就不是他写的。另外那个人苏格拉底，别忘了，我也给大家说一说。也许你们知道，那个人就是一个街头哲学家，四处流浪。有人还演绎，说是因为他家里面有一个不太贤惠的老婆。（笑声）可是那个人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他也没写过文字，是不是大学问家？是大学问家。孔子留下一个《论语》，那都是他的徒孙辈开始给他整理，有人说是曾参的弟子为什么呢？因为《论语》里面把曾参称为曾子，其他都没称“子”。这个也可以。但是，不是孔子说的，那是人们追忆的，或者是他们想象的，孔子，无论是他的学问还是他的人生，他就应该说这样的话，不管他真的说没说过。苏格拉底的语言是谁记录下来的？至少现在有两个人，除了史学家以外，一个是他的学生柏拉图，柏拉图的对话，除了极个别，比如他晚年的《法律篇》，主角不是苏格拉底啦，其他都是“苏格拉底说”，柏拉图从来没有说“我说什么什么”，他没有，他在记叙他的老师。另外还有一个学生叫色诺芬，写他的回忆录，但是这两个人说的（苏格拉底）不一样。后来搞学问的人在争论，到底是柏拉图说得真呢，还是色诺芬说得真呢？后来这帮人整了一大本一大本的书。其实我告诉你，在我看来，后边那些争论多半是假学问，离人生已经很远很远了，离真正的学问也（已经很远）。当然，是一种技术训练。比如说我们去收集资料，用来论证我的观点，说就是当年苏格拉底说的。（掌声）技术训练是可以的，但是说那是真学问，能像苏格拉底本人和孔子本人那样，把学问和人生有机地融结为一个生命体，那不一定。所以我想我们今晚就这么闲谈，大家可以想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们想的很可能就是大学问家所思考的，因为你们已经有了人生，已经有了体验，甚至已经有了你解不开，将来你也解不开的大疑问、大问题。如果到了你的孙子辈，或者徒孙辈，有一天说我那个老祖宗当年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在你日记里边，没有发表，解开了，那就是对人类的大贡献。在这个意义上，你们每个人都是学问家，每个人都有人生，而且人生决不可能通过某些文字来教会它。这个意义上大家就可以拉在一块，不一定说你一定读过一本什么（书）的，然后你才可以讨论学问，不是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把人生和学问弄到一块有一个界限，不能胡言乱语。如果说没有了人生的学问，我说其实了不了解也无所谓。有人就说了，为什么读哲学家的（书）难办？有人这样说，哲学家是帮混蛋，这个世界本来很简单，可是到了哲学家那儿就糊涂了，让哲学家说糊涂了。（笑声）或许是这样一个道理，是哲学家把你原来什么都不知道、是真糊涂，把你点醒了。于是你现在开始有了疑问，开始问人怎么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你着急，你希望那个哲学家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就像我们法学家告诉你如何打官司，就像我们自然科学家如何分化出一个什么物，就是那么简单，这是第一。第二，那是因为我们的懒惰，哲学家从来没有把一个问题越搞越糊涂，那是我们一种埋怨，我们不愿意像哲学家那样认真地思考我们，认真地对待我们的人生，我们走不下去。因为一个认真生活，认真对待自己生命的人，从来不可能是一个轻飘飘的人。就像我们邓先生这样，不可能的。我对邓先生没有多少接触，当然这几天是零距离接触，正好印证了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一些朋友们给我讲述的多少带有神话色彩的邓先生的人生和学问。邓先生这些年，大学以后，研究生之后，独自一人，保持一种陈寅恪说过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原话我记不太清楚了。（笑声）他没在体制之内，那天我跟邓先生说：“邓先生，您可能不在体制之内，你也缺少体制对你的保护，你可能吃尽了苦头。但是你幸运，你确实保留了你的自由。”自由哪会不付出代价的，对不对？现在邓先生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啦，走到哪儿，我们还是想让他当当道具，和我们照照相，他也显得很累。刚才我和邓老师说：“邓老师，你累啊，谁让你出了名呢？”但是在过去，在那个地方，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而且邓先生现在没有发表的手稿还多着呢。那个时候他也没想到赶快把它弄出去，赚几个油盐钱，没有。我就听人说过，邓先生那个时候，连喝啤酒的钱还比较困难吧？（笑声）但他坚持下来了，所以他说人生要一步一步地走，学问要一点一点地做，这个来不得虚假。我想是这么一个道理。他在体制之外，他有他的自由。当然，现在他进入到体制之内，已经是一所大学的教授，并且现在是第二所大学的教授。那么我想假设一下，邓先生这个时候为了迎合什么，然后放弃自己的那份自由，那种尊严。比如说，我知道邓先生好像没有获得什么国家级奖啊！好像没有吧?（邓正来：没有。）（笑声）好像没跟哪个领导人讲过什么话吧？（笑声）因为那个时候他在体制之外啊，而那些东西都是体制之内的人没事干（弄出来的）。（笑声、掌声）我今天晚上绝对不是发牢骚，我只是想要提醒大家，你真要做一种真学问，要做真的学问人生，你就是在体制之内，也要保持自己的那份独立、尊严。比如说他给你悬赏一下，国家级一等奖5万元，回来以后学校再配套5万，这个时候，你就盯住那10万块钱了。谁不喜欢钱啊？你们想一下，不喜欢钱真是傻瓜蛋一个。（笑声）是不是？但是问题是有一个选择，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有水平，那也可以。问题在于如果这时心给弄坏了，你的学问很可能是假的啦。你的心智坏了，这就坏了大事了，这个时候你已经与真的人生开始偏离了。你的名声可能因为你获得大奖，学校帮你开个表彰大会，全都知道了，你名扬天下啦，别忘了你决不可能遗臭万年，因为人们很快就会忘记你。所以像邓先生这样的，你别去干这些，拿你的真东西，拿你的真活计，你干了什么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看。我觉得邓先生这些年来，实实在在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梳理，哈耶克的翻译和哈耶克的研究，没有谁要找他评个奖，没有谁要给他奖金，他实实在在的一个字一个字地翻，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而且对每一个文字都要负责任。前几天邓先生跟我们研究生交流，他的翻译，有人说，你这个句子太长了，我读上去想打瞌睡。邓先生的辩解是：我本人读那个句子挺美的呀，挺激动，有时候拍案叫绝，写得太好了。有人确实要打瞌睡啊，他（邓先生）就讲啊，有些东西人家就这么写的，它就是一个定语从句，它就是状语从句，它就是这个限定词，你不能把这个限定词取消啊！去掉以后，读者读起来很轻松，像诗一般，诗人从来不讲条件，他“啊”后面就不说了。（笑声）那是诗人啊。对于一个学者，要负责任，首先要保持一种真实，只能是这样子做。那天听邓先生讲的时候，我打算补充一个故事。尼采的翻译很多，那个徐梵澄成先生把那个尼采的那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翻译成《苏鲁支语录》，哎呀，那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译本啊。可是你翻开读上去，真的，怎么那么难读啊，我开始也觉得怎么这么难读啊？然后你读楚图兰先生的（译本），很好读，很流畅。可是后来，我自己慢慢想清楚了，徐梵澄先生的那个更值得一读。为什么呢？真的学问，尤其是尼采那种，把自己的生命都注入到他这个思想学问当中的人，他的文字怎么允许你像读散文和诗那样一划就过去了呢？还让你读得那么轻松，我可是带血写出来的文字啊，可是你（看着）却带着笑脸，我写了一生，可你用一个小时就翻完了，公平吗？不公平。所以，做翻译的时候就应该这样，让那些读什么他都可能打瞌睡的人最好离这样的真学问、真的人生远一点。你觉得你有那个资本的时候，你再过来。你不要把一个思想作品滑稽化。这样理解，我觉得徐梵澄先生的那个读上去是不太流畅的译本更敬重尼采，也使得我们在思考学问与人生的时候，能够慢点，再慢点，离那个你设定或者你希望达到的目标，时间推迟得越长越好。我想我就暂时讲到这里。谢谢!（掌声）

刘颖：感谢赵教授嬉笑怒骂、一气呵成的文章。古人说：来而不往非礼也。面对赵教授这么一大堆的真问题，我想正来教授也会做出相应的回应。下面就请正来教授做出回应，谢谢！（掌声）

邓正来：这个绝对不是回应。我从赵明先生讲的长篇宏论里面学到了好多东西，这是真的，我想讲几个我亲身经验过的小故事。85年我研究生读完了，我就想辞职，不干了，但是没有工作，你面临着如何生存的问题，而我又是特别不会生活的人，该怎么办？我思考了十天，我给我父亲写了封长信，我告诉他我的这个决定。我问他和我的母亲，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我父亲也给我写了封回信，他告诉我，这是你自己的一生的起点，这个起点要由你自己来决定，我们给了你生命的起点，你的人生的起点应该由你自己来选择，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都会支持你。（掌声）因为有父亲的这一番话，我就非常简单地、从容地走向了一个对自己人生承诺的道路。我当时没有生活来源，靠的是教外语获得的几十元钱。我没有地方住，怎么办？我有同学分配在一个杂志社，同学白天上班，晚上离开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宿舍，他就给我一把办公室的钥匙，我就打地铺睡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跟朋友聊天，聊晚了回不去，怎么办？北京的冬天非常冷，我就背着我自己的书包，去地铁底下跑步，热就停下来继续看我的书，非常激动地看着那些书，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过来了。到了今天，我的条件已经非常好了，但是我同样要告诉你们的是，这背后的看书的感情和读书的感觉一点都没有变，还是和当年一模一样，那才是最根本的。我现在依旧可以讲，没有了现在的这些条件，让我再回到当年，我看书的感情、读书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掌声）这里面所凸显出来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对自己最基本的人生承诺，它也许不宏大，它也许不重要，非常渺小，也非常短暂，紧要的是你对它的承诺你兑现了没有。同时再告诉大家一个小故事，某些基金会特别想资助像我们这样的学者。有一次他们可以拿出数万美金，由我来牵头做一个非常大的的项目研究，这是一笔任何人都会为之动情的数目，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他们请我吃饭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对不起，研究可以做，题目必须我来定。他们说，邓先生，你想做什么样的研究。我说，你们如果有足够的雅量，就让我来做一次对贵基金会的历史调查，做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通过你们资助中国所有暂露头角的学者——刚刚暂露头角就受到你们资助，所有比较有意思的论题你们都去资助，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究竟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还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雅量让我来做一项这样研究？他们感到非常非常的为难，我告诉他们，洛克菲勒基金会跟你们一样，也在不断地资助着中国的学者做研究，只是时代不同而已，他们是在49年以前。他们从最早资助协和医院，后来支持南开大学的工经系，再后来支持燕京学院的社会学。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驻中国主席甘恩提出中国本土化的研究，于是乎就产生了现在的吴文藻、李安宅、林耀华、费孝通等先生的努力。我是说他们的档案都是开放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学者是如何的为了谋取资源而走上这一条本土化道路的。我们可以做这份研究，是因为他们有这种雅量，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工作得让历史来评判。后来，我与那些基金会彼此双方就再也不联系了。（掌声）我们难道不需要钱吗，需要，但你必须要有你的原则，你可以给我很多钱，但是我们做的题目必须我来定，做研究的方式必须我来定，否则我不做，这是什么，这就是真正的、内在的、保持的那一点点的自由和独立，这就是你真正的、人生当中最核心的东西。诸位，你们可以去考试，但是要记住，你们所做的这些东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你们人生当中的那点自由和独立，谢谢！（掌声）

刘颖：我想邓正来教授的话可不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也是孔子说的话，君子是“合而不同”。我想这句话发挥一下，大家可能有很多解释。回到陈寅恪，回到柳如是，陈寅恪所写的《柳如是别传》使我想起一句话：思想优美，以思想悦人；身体优美，以身体悦人。最后都是悦人，但是我想，你要悦人也好，取悦于他人也好，首先你要有一个特别基本的前提，就是你要悦己，你要让自己愉悦，你要让自己感动。所以我想，正来教授的学术和人生之路可能首先使自己被自己感动的道路。下面请永和教授谈谈他的感想。谢谢！（掌声）

张永和：应该说邓正来老师的名字就现在很多同学而言可能还有点陌生，或者是昨天刚听说。但就我而言，的确，80年代我们就接触了邓正来先生的名字。那么就他的经历而去破译他坎坷的人生和他今天的辉煌，我是这几天，应该说是这三天来我所了解的，我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么今天我想在这里谈，就想谈四个字，就是“志业和职业”。刚才邓老师所谈到的那种情况是他毕业以后没有选择一个职业，而是选择了他的一个志业，他将用他的一生去做学问，这个学问到底是什么？这个学问不是别人的那种评价标准，今天我们自认为我们都在做学问，但是我们做了什么学问呢？完成什么科研量，要不就没有什么报酬，我要完成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喜欢的呢？邓老师一年写一篇文章，他闭关六年，就是任何学术活动他都不参加，整整六年的时间他写了六篇文章，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普遍的整个（中国）的大学的机制所要求的话，像他这种是要红牌警告的。你怎么一年才写一篇文章呢？但是当他这个文章写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这个是大文章，我们才发现我们那个算什么，什么都不是。当然在这个地方，刚才赵明老师已经谈到了陈寅恪，他所谈到陈寅恪当年所写的柳如是的故事，的确是很美，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做？由于他的那个经历，我认为他有自己基本的人格：我不在你的体制内行不行？当年就让他北上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任职，他提了条件。他说：我去可以，但我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和政治学习。谁都不敢，你们知道现在的中国，49年以后，有谁又重新提出这个要求并满足了他呢？邓正来先生！他现在就职于吉林大学，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我将不参加你们学校的任何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学习。他说，当时他认为这个要求提出来以后，吉林大学是不敢接受他的，而且他也很得意啊，你看，我提出的这个东西你不敢同意的，当然（最后）吉林大学同意了。当然现在我们不评价，昨天我也讲了这个不能评价。为什么我不评价，比如说，有哪个大学说，邓老师，你再提一个比这个更厉害的，我们就接受。现在不评价，不说这个事。就他能够提出这样的话，很不容易的。他接着补充说，他们不敢耍赖，什么耍赖？就是有一天突然有个电话说，邓老师，请你今天下午政治学习，星期二，单周政治学习，双周业务学习，你不来，扣钱，一次50块。（笑声）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说他就不去了，就不理你了，换个电话号码行不行，你找不着我了，他就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我们现在的体制，来保持他的这样一种独立的人格。我认为只有这种独立的人格才能保持自己的志业，而不是把它当成一种职业。同时我们也看到，邓正来老师就如同他刚才所说的，他从来没有研究过中国的任何的热点问题。最近这段时间是不是宪法又修改了？咱们整一整啊，例如什么宪法与人权，他不整；最近这个民法是不是制定了民法典啊，他也不整。他从来不介入这种东西，是热点的问题他从来不介入，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很难做到的。就这样的问题及于我们每一个人，我有时候想，我们真的很难做到。可是我们又发现，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因为我们不是邓正来老师。既然做不到，算了吧，你还是当你的俗人。我记得当年我在我的家里装修房子，单包，包工不包料，为了节约钱，我就守在那个地方，然后把料买齐了，我就蹲在那里，然后就拿着一本《精神现象学》，黑格尔的。（笑声）装修工人就在那“碰碰”的整，还有电锯声，我就在那看书。看着看着，“师傅，去取几颗钉子”，我就赶快去买钉子，买了以后，拿回来一看，“师傅，这个胶水不好，要换一下”，我又去买，我脱不了这个俗啊！当然我们为什么脱不了这个俗，我们还有一种压力，生活的压力，但是邓老师也有啊，他那天讲了。我就说，本来我就是一个苦大仇深的孩子，我15岁就下乡当知青，就去当农民，插队。就住在农民从坟墓里挖起泥土给我修建的一个房子里边，还说这个房子风水好，（笑声）为什么呢？要出贵人的啊!因为那个土墙里的骨头都可以见，而且他们还说，这个房子好啊。为什么好呢？他说这个房子（用的泥土所埋葬的），死的人是个女的。（笑声）我自己认为是很惨的。我记得15岁下乡的时候，还要去扫盲，白天干活完了以后，干到下午4点钟，晚上上夜校，教一拨山里的农民认“论毛主席万岁”，就五个字要教五天。然后回去以后，我还要开始做饭。当我走到柴草旁边，我一拿那个柴，湿的，让雨给淋湿了，然后我就走到水缸旁边，想喝点水，一看，没水了，我挑水啊，要到两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挑水，算了，就去睡觉，当时真的含着眼泪就睡着了。当然，我也很感动，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发现我的门口摆了很多东西，是农民送给我的。所以我至今，只要我回老家，回到我那个地方，我都要去看一下。因为我的童年是在——当你们在背诵你们的唐诗宋词的时候，我在那个地方记忆的是古砖，我记忆的是公分，不超过十的加法，我就这样度过的，我都觉得我很惨。有一次我回到家里边，和我那些青梅竹马们在一块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还是混得可以的，混得不错的。结果那天邓老师一讲他的人生，我就觉得不好意思了，他14岁当童工，我觉得他比我还苦大仇深。（笑声）所以我觉得我和邓老师居然是一条船上的两个苦娃儿。（笑声、掌声）但是邓老师走出来了，他找到了他的路，他寻找到他的志业，而我找到了我的职业，我们的缺点就是这个地方，从此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了。所以在这个地方，突然我想：怎么我不是他？这样的话我也被人敬重一下，我不可能了，我已经失去了，就是因为当时我可能选择错误。（赵明：可能跟那个女鬼有关系。）（笑声、掌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各位，在这个地方，我们既然到这里读书，我们刚才所讲的东西，包括职业也好，科研也好，实际上我们在讲一个问题，是讲一个量化的问题。今天我们和邓老师吃饭时一块聊，聊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些我们都不可以量化，唯一能够被量化的东西是什么，是读书，读书是可以量化的。我们经常听老人讲，就是除去读书之外，都是百日之功。就是不管学什么东西，你学一百天就差不多了，但是读书不行。哦，要不了一百天，但读书就不是这么回事。那么我们就想，读书读多久？我就当着我的学生说，一千天行不行？我们四年，我们读一千五百天的书，你读书怎么样？当年邓正来先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你们可能还不知道，他是西南政法大学的78级11班的班长。邓正来老师在川外读书，但是据他说，二年级以后，就在咱们学校听课，所以他就认为他是在回母校。（掌声）（付子堂：咱们学校78级，就是龙校长那个年级，只有10个班，邓老师是11班班长。）（笑声）当时我们就10个班，在编的，据说是咱们78级是365个人，就刚好是一年的时间，当然邓老师是第366个同学，（还）当班长。（笑声）他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和我们78级的同学同吃同住、同学习，就那样度过了他那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也就注定了他以后的人生。当然了他还有很多更感动的故事，比如，早上买几块饼干，然后背着个书包，从川外，应该是东山大楼，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办公大楼，走到沙坪公园，然后要一杯水，他就在那看书，看到晚上，然后就走着回家。他就是这样读出来的，他的一千五百天就是这样度过。我们能吗？这种是很痛苦的。我们经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付子堂：书中自有红烧肉。）（笑声）那么我们是为这个而活的。当然我们今天读书有没有这样一个动力，我不太清楚，我只是有时候想，我们能不能够享受这样一种孤独，能不能在这一千六百天、一千五百天保持每天读书。邓老师每天都读，我们每个人每天能读多少书。我就想邓老师，现在黄金屋有了，颜如玉有了，他还要读书，我也不知道，还读什么啊？（笑声）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他的志业，我认为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能不能把有些同学说认为的读书是一种痛苦当作是一种享受，让我们每天幸福地生活在这种“痛苦”之中。谢谢！（掌声）

刘颖：谢谢张老师幽默诙谐的发言。“大人自有大智慧”，张老师肯定具有大智慧，但是小节方面就不拘了。比如说，365乘以4，它到底是1500呢？还是1600？或者是1460呢？可能他搞不清楚，不过这个没关系。（笑声）其实张老师，你也大可不必感到遗憾和悲哀，为什么呢？古人说：茅屋田舍出公卿宰相。你刚才说了与女鬼同穴，墓土之穴出学者文人。在我看来，你已经是为我们尊敬的学者文人了。（掌声）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每位在座的小友，你可以终身成不了邓正来，但是你可以成为你更好的自己。只是说在你成为你更好的自己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个参照系。现在我们就有一个非常好的参照系，也就是邓正来教授。下面的这个形式，就是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正来教授地学问与人生，我们采取这个我代同学们提问，正来教授回应的这样一个方式。同学们递条很踊跃，我把条子的归类大概做了一下划分，基本上有学问式的，也有人生式的。这个划分可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不是非常准确，但是基本上可以作这样一个划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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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请问正来老师，有人说现在青年缺乏人文精神，比较浮躁，那么我们该如何建构我们自己的人文精神呢？这个同学我觉得可能看书看得比较多，“建构”都会。（笑声）如何看待中西方文明融合时，对本土文明的更新和对传统的取舍？谢谢!

邓正来：谢谢这位同学。后面那个问题太大了，不太适合在这里讨论。关于前面的问题，我讲一个我自己的小故事，看看能不能够建构所谓的人文精神。我在川外读书，实际上就是在西南读书，跟你们一样，是你们的校友。重庆，大家知道，最痛苦的是什么时候？（夏天？）夏天？错了。（笑声）夏天是最美的。每到暑假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回家了，我基本上都是盼着暑假赶紧到。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可以占据一个寝室。我们那时候没有空调，没有电扇。我把窗打开以后，挂上竹帘，再把席子挂上去，把太阳全部遮住，屋子是黑的，点个小灯，就这样光着膀子，穿着腰裤，光着上身。（笑声、掌声）每天就这样看书，五分钟后，手拿起来，全是湿的，全是汗，再淋一两桶冷水，擦干身子，再接着在那里看。每天这样，天天如此。你不觉得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人文精神吗？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去看那些书。因为我知道人文精神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是靠我们每个人的实践，一点一点的努力，才可以养成的。谢谢！（掌声）

刘颖：我们采取学问与人生问题交错来回答。邓先生，理想是纯粹的，现实是混杂的。纯粹的理想与混杂的现实，这个矛盾太折磨人了，如何去协调？你又是如何做的？谢谢！（掌声）

邓正来：现实混杂吗？理想纯粹吗？这二者都是你主观建构的。（掌声）我自己一个比较深的感受是，我经常听见我的一些好朋友在怨，他们埋怨自己的天赋没有很好地实现，他们埋怨着自己的条件很差，他们埋怨着自己周围很多小人，他们埋怨着体制的种种不合理。总而言之，他们都在怨。他们也问我这样的问题，然后我回答：你对你所做的工作，你所做的知识研究，你所选择的知识之路，你爱吗？你是真爱还是假爱？爱是没有条件的，是没有什么怨言的。当你爱的时候，你就有义务，你就对所有的这些现象，在前提上就已经承认它们是存在的，是不能变的，是没有必要变的。告诉诸位，爱知识是一种大爱，因为知识就是读书人的人生，跟我们呼吸的空气是一样的，和我们喝的水是一样。也许你看不出它有多重要，你每天在读书，就和你每时每刻在呼吸是一样的，因为你时刻都在思考，因此它是一种大爱，它是没有条件的。谢谢！（掌声）

刘颖：非常感谢正来教授。大家都知道，正来教授的嗓子做了手术，所以他需要间断地休息一下。大家都知道，行兵打仗，粮草先行，作为我校的科研处，对我校的科研调查工作可谓功莫大焉。下面请科研处处长但彦铮教授为大家说几句话。谢谢！（掌声）

但彦铮：坐在大师身边说话，我就感到底气不足。首先，我的普通话说得不是很好，很多人觉得我上课比较困难。今天我们能够有幸请到正来教授来渝北给大家做学术讲座，正来教授的学术人生也是我们所崇敬的一种人生道路。有关先生的学术评价，我想刚才校长已经引用了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教授的评价，我就不再多说了。而有关正来先生以后的学术道路，昨天他在主校区已经说了他的设想，那是我们更不敢妄言的。从刚才我们的几位教授，尤其是赵明教授，以他博大精深的哲学理论给大家做了精彩的演讲，我也不能望他项背。因为我个人不是搞理论法学的，我是搞部门法学的，我刚才也看到一个同学提了，我研究的对象严格来讲是属于社会学方面，犯罪学、警察学，这些门道谈不上学问。所以在这里，要我讲学问，我感到很诚惶诚恐。但是，正来先生的成果，翻译的那本《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我们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都看过，我们一直按照他给我们开的这条学术之路来指点自己对这些不成为学术的学科的研究和探讨。今天晚上，正来先生把他的学术经历给大家做了一个隆重的介绍，他是我们78级的校友，11班的班长，（笑声）编外的班长。昨天晚上龙校长主持的时候，两位大师思想的交锋时使我们感受非常深刻。今天晚上，我们三位教授对正来先生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我如果再多做解释，真的是班门弄斧了，所以我想下面的时间留给同学们提出自己的问题。有关邓先生的学术思想，他专门开办了一个“正来学堂”，大家都可以去看。而且先生真的是以他自己的格言“平实、持恒”来做学问的。昨天晚上在主校区的讲演以后，12点半的时候，我回家以后上网一看，邓先生还在网上与同学们、学友们进行交流。我想同学们有机会也可以上“正来学堂”看看我们邓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品格以及邓先生的学问人生。我的发言到这里，谢谢！（掌声）

刘颖：配合但处长的发言，我把这个正来教授的网址告诉大家，dzl.legaltheory.com.cn 。大家也可以在google里面输入“正来学堂”去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邓正来：到那个google里面去查一下就行了。欢迎大家上网去讨论，可以自由上网。但是请大家不要用很前卫的姓名。（笑声）用你们自己的姓名也没关系，学术讨论，欢迎大家都去，好吗？（掌声）

刘颖：条子越来越多，我的分门别类的工作也做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我感到越来越有点混乱，就是并不能够完全理清开来。下面这个同学可能有点历史精神。他说：宋代得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治天下是学问吗？他的人生是学问人生吗？如果是，那么秦桧得认识是“学问人生吗”？如果是，那么学问人生也应有好有坏吧！秦桧可是大学问家呀——三试第一。

邓正来：非常沉重的一个问题，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当你向我提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想请问这位同学，你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没有？我相信你问过，我坦然地告诉你，我也问过我自己。我们的问不重要，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自有它的结论，历史会帮你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所有后人的回答，不是你当下所能决定的，而你当下所决定的就是你必须回答的，当下对你的学问人生价值做出回答。我相信你不做出这样的回答，这条路你根本不可能持恒地走下去。谢谢！（掌声）

刘颖：的确是人生中自有学问，学问自在人生中。第四个问题，我们希望保持自我独立的思想，真实的思想。但是所有人都要求希望我们融入社会，现在的社会不再纯净，要融入社会又怎么保持我们独立、正直、最接近“善”的思想？谢谢！（掌声）

邓正来：好问题，这需要很大功夫啊。其实这个问题里有一个简单的两分观，把我们的自由、独立和我们对社会的投入截然做了两分。在“正来学堂”里，有一个栏目叫“正来推荐”，我在里面推荐了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的一篇文章，叫做《知识与社会投入》，或者叫《为知识的社会投入倡言》。他说我们做知识本身就需要有一种社会的意识，并不是要与社会割裂，与社会分离开来。我们保有着社会意识，但是我们必须用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严格的学术生产逻辑来要求我们的知识。但是正是在我们的社会意识当中，我们的知识会自然而然投放到社会当中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依旧有着你的自由，你依旧有着你的独立。至于在社会当中如何保持你的自由和独立，这是一门大学问，这需要修炼，但首先需要有原则。我今天中午在和赵明老师、张老师吃饭的时候讲，我特别有幸，当我自己能够记事（的时候），我就知道人活着是需要有原则的。我们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可以妥协，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底线，我们的原则是决不能妥协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在任何的人群里，你可以在各种诱惑下，你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情势下保有你的自由，保有你的独立。谢谢！（掌声）

刘颖：何谓妥协？就是有原则底妥协。我想这个可以联系大家的现实，如何妥协，如何做一个有原则的人。下面的几个问题我擅自将它们连起来读，因为这几个问题比较有相似性。邓先生，有人说：一个成功的人是耐得住寂寞的人，你是如何忍受寂寞得或者说你是如何让寂寞成为你的一种习惯？你对学术的专注、沉迷是否影响你家庭的幸福与温馨？你的家人是否感觉过你很冷漠？问题之二，搞深邃的学问需“出世”，即孤独的境界，而生存又要求积极“入世”，请问您是怎样不断在这两个角色中变换的？问题之三，你对书籍竟如此的痴迷，对自己选择之路如此地坚持与固守，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的信念在支持你？你会放弃许多可能令人诱惑的物质，潜心钻研学问，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选择？

邓正来：谢谢这几位同学关心这样的问题，意味着你们也正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最近法律出版社要给我出版一本小册子，我给这本小册子起了个书名，叫《寂寞的欢愉》。刚才同学们问，我是凭靠什么耐得住寂寞？我告诉大家，因为有欢愉。我不知道诸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自己的感觉是，在读书的过程中，在思考的过程中，在和朋友的交流中，真的有一种欢愉。尽管这种欢愉是寂寞的。这种欢愉是很难为人所理解的，但它确确实实是欢愉。至于说到我的家庭，我非常幸运，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太太，（掌声）但是有一个更好的女儿。（掌声）我的女儿现在11岁多，不到12岁。你们就从我叫她的名字当中可以发现我多么爱她。我给他起名叫邓琳，王字旁加一个树木林的林，但我基本上不叫她邓琳，我叫她“宝宝”。（笑声）宝宝叫多了，叫急了，爱多了，就变成了“贝儿”，不是在家里这么叫，我去学堂里接她我就这么叫，学生笑，老师也笑。我还叫她什么呢？我叫她“嘟儿”。最近我又（给她）换了名字，（笑声）叫“puji”。（笑声）我不会写那些字，但是我就想这么叫她。我写的、出版的《国家与社会》的论著，我在书的扉页上提起的不是我的太太，而是：献给我的女儿“邓嘟儿”。（掌声）这个家给我带来无比的幸福，最大的幸福是她们理解我。她们知道我的欢愉，我说的寂寞的欢愉是对社会而言的，在家庭里不一样，在家庭里我的欢愉是不寂寞的，谢谢！（掌声）

刘颖：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承受很多寂寞，也感受很多欢愉的邓夫人致意。（掌声）下一组问题，为什么“五四”之后再没有出现像陈寅恪等全方位的大师，这个同学还写了冯友兰，我擅自把冯友兰删掉了。有的只是越来越专业化的学者、教授，这到底是国家的原因，还是个人的原因？据说你接受张文显之邀时，被迫打断你的读书计划，这样看待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及定位？问题之二，请问邓教授，您谈学问人生，您是否认为所有人生——无论时辉煌抑或平淡，皆蕴涵了学问？如果是，那么政治人生呢？如果政治也是人生，亦能出学问。邓先生您又为何表现出对“政治”的敏感和回避呢？您不认为能在政治人生中也能提炼出大学问吗？问题之三，邓教授，刚才张教授谈到您不关注热点问题，而是静下心来做学问，但是学问学问，不是应当用来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的吗？请问您如何看待学问与现实的关系？谢谢（掌声）

邓正来：三个问题。大概是社会科学的学科化、专业化与通盘知识之间的紧张和关系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政治人生和学问人生之间的关系。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学术与具体的实际问题之间的关系。第一个问题很复杂，坦率地告诉诸位，从社会学的意义上去讲，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科学的不同发展。它在不断的专业化和专科化、专门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有学者主张要打破这些学科的界限。这两者之间不仅在中国（关系）紧张，在西方社会紧张尤其激烈。至于中国为什么越来越少通才性的大师，而越来越多专门的技术、专科性的教授或者教师，或者学者？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涉及中国社会科学本身发展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学在1920年在北京，在当时的北平做了人力车夫调查以后，开始刚刚确立。然后又有南开大学工经系的努力，又有了燕京学社的社会学派的努力，中国的社会科学才刚刚起步。但是，（随后）抗日战争又爆发了，抗日战争爆发完了以后，解放战争开始了。1949年以后的院系调整、反右、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的运动，诸位都是知道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在中国的今天，坦率地说，历史非常短暂。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知识分子的努力，我非常负责任地告诉诸位，尤其是那些做出一点点成就的学者的努力，他们都是完全个体性的努力，不是这个体制成就的，他们没有受惠于这个体制。因此，我主张对知识生产机器进行反思和批判，就是这个道理之所在。这是关于第一个问题。关于第二个问题，我的学问人生就是政治人生。的确，在我的学术研究当中，很少见到“政治”两个字，也很少见到我去谈什么被认为的政治问题。但是，当我把一个被认为是不可辩驳的价值变成了可辩驳的价值进行关注的时候，请问这是政治吗？这是最基本的政治，这是最最基本的政治哲学。关于第三个问题，学术和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繁复，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理论马上能够有效用，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理论可以马上产生效用，我们甚至认为我们的理论，我们的学问应当马上产生效用，否则要这些理论干什么用。大家应该知道英国著名的宪政学家戴雪，有的翻译成“戴西”，这位著名的宪政学家，他告诉他的学生，他说：“我的理论要三十年以后才有效。”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时候我的学生都掌权了，能够把我的理论贯彻到他们的实践当中去。”当然这种说法非常幼稚，也非常简单，但是它里面暗含着这样一种东西，告诉我们说：理论的效用不是那么直接的，也不是那么浅白的。至于它能否影响别人，至于它能否为社会所接受，我个人认为这不重要，要紧的是你对知识负责任的态度。而假使这个社会，对知识负责任的人更多，而知识是一定需要交流的，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它自然会发生它的作用。至于发生什么样的作用，不是你关心的问题。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确确实实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也是这么做的。谢谢！（掌声）

刘颖：谢谢正来教授。我要插播一个纸条。看完这个纸条我都很感动，我觉得我们的同学虽然（年龄）小，但是知道感激和关怀他人。他是这样写的：邓教授，我们希望你的感冒能快点好起来，因为你的感冒也是我们的感冒，你暗哑的声音让我们心疼。谢谢这位小同学。下一个问题，中国法学和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冲突及怎样处理法学和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很大的问题。问题之二，邓教授恳请你能否介绍一下在目前“西方”热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传承中华文明？谢谢！（掌声）

邓正来：很大的一个问题。（笑声）但是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也要向诸位请教，这个问题的背后所预设的是什么？是中国的法律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传统出了问题？我们的传统指的是什么传统？我们的法律指的又是什么法律？对于这么大的问题，我一定会问你，我一定会追问到底，传统？你必须回答我，你讲的传统是什么传统？你讲的是“五四”以前的那个传统，还是讲49年以后的新传统？你讲的是活着的传统还是字面上的、记载在文本上的传统？如果对这样的问题不清楚，我们没有办法进行讨论，我上次在吉林大学指导博士生读庞德的《法理学》第二卷中的“法律与道德”一章的时候，我首先要他们把morals和morality——界分清楚。morals很简单，就是道德；morality，也是我们所指的道德，这两个词都搞不清楚，你还谈什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但是很对不起，你可以去查你们的法理学的课本和教材，法律与道德是怎么谈的？道德究竟是我们的行为体系还是对这些特定时空下的行为体系的理想化图景呢？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自然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社会法学派的叙述，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所持的不同的理论态度。因此对于这样大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问：传统是什么？紧接着我们要追问法律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讲的法律是什么，我们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一种界定，在谈到这样一种重大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无法对它做任何有理论意义的讨论。第二个问题，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如何维护和固守我们的文明，大概是这样的意思。还是那个问题，我们的文明是什么？究竟指的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对这样的问题，与前面的问题一样，我没办法回答，但它又确实是好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谢谢！（掌声）

刘颖：让我们能表达对邓老师的关怀，也让我们实践对邓老师的关怀。让邓老师休息两分钟。下面这个问题是向但教授提的，他说：但彦铮教授，警察有学问吗？警察的学问是什么？不会单单是那本《警察学》吧？警察好像不是在做学问吧？能否让但老师回答，因为但老师不是警察，所以才能写出《警察学》。但是，但老师您去做警察，您一定是位学问警察，是位好警察吗？（笑声、掌声）

但彦铮：这个问题确实也是一个大问题。（笑声）因为提起警察这个话题，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一点不相干，但是我很乐意讲两句。从警察这个现象来看，有几个层面，一个是刚才同学提了，邓教授也说到，文化背景下的警察。文化背景下也有三层含义。一个是全球视野下的警察，一个是现在生活当中观察到的警察，还有就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警察现象。这是不同含义的。至于是不是学问警察，我正好用张永和教授刚才说的那句话：职业和志业之间的关系。我以前确实是学侦察专业的，也有机会去做警察，但是我现在没有做警察。所以用刚才张永和教授“志业和职业”之间的关系来回答，看行不行。我想借这个机会告诉渝北的同学们，有兴趣的话，我也可以作一个讲座。当然，我这个讲座不可能像邓教授这样的场面。凡是有兴趣的，我们到时在一起来研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场合探讨这个问题，对邓老师有点不太礼貌和不冷静。谢谢大家，也感谢这位同学。（掌声）

刘颖：谢谢但教授的礼貌和冷静。（笑声）由于时间关系，我宣读最后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有关心下一代、爱护下一代的优良传统，那么这个问题就和关心下一代有关系。邓先生，我国教育体制一直为人诟病，但您将自己的爱女送进了学堂。为什么选择把自己的“宝贝”送进学校而没有让她自由发展、自由读书呢？

邓正来：这个是我特别想谈的问题。（笑声）我女儿非常聪明，也非常可爱，有非常好的性格。在她一年级的时候，我和我的太太一起送她去一所寄宿学校，她自己也非常愿意，她星期天去学校，星期五下午我接她回来。有些朋友总告诉我说，现在的学校怎么怎么不好，我总是告诉他们，重要的是家庭教育，重要的是家长如何施教，你是在孩子面前怎么表现的，你是怎么做人的，你是怎么面对你所选择的这条生活道路的，因此我根本不担心学校的问题。大家不知道的是，在她读三年级的时候，我要她在家里跟我读书，我让她不要到学校里去读书，跟我一起在家里读书，在家里读私书——私人的书，她读了很多的书，她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一年过去了，我最后还是跟她商量，想把她送到学校去，为什么要送去学校呢？当我决定不让她去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的朋友很紧张；当我送她回去的时候，我的朋友依旧紧张（笑声）。他们问我为什么？我给他们的理由是，她在家里跟我读书，非常好，她快乐，我快乐，但是，有一点不好，她学不到坏，她不知道什么叫坏，她不懂得什么叫社会，她不懂得在待人相处当中的种种不如人意的东西。她立刻同意我的观点，她回学校去。但是我告诉你们，她看过《圣经故事》，她看过《希腊神话》，大部头的艺术史，刚刚读完宗教历史。现在马上要读的是哲学历史，这是她自己喜欢读的。今天中午，赵明教授说他当年背论语，读研究生的时候背《论语》。我笑笑地告诉他，我的女儿现在也在背《论语》。（笑声）她也背《三字经》。她提非常好的问题。她在9岁看完圣经故事，我的朋友问她，何光沪先生、何怀宏先生、周国平先生问她，“嘟儿，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看完了圣经故事以后的想法？”她说：“可以，多的不讲，讲两点。（笑声）第一点，神法有情，人法无情。”她说为什么人法无情呢？举个例子，她也举了圣经故事当中说的为什么神法有情的例子。她说这第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二点，圣经故事是人写的，意味着神法是人写的，那人为什么把神法写得有情，而把自己的法律搞得无情呢？（掌声）她假期每天写一个问题，或她自己的困惑，我太太把她的那些问题都收集起来。所以我觉得不要怪罪于学术体制，教育体制，它们有很多问题，要紧的是我们努力了没有，我们自己搞好了没有。一个孩子尚且可以如此，你们一定可以如此，谢谢！（掌声）

刘颖：感谢正来教授精彩的对答。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谢谢正来教授，谢谢！（掌声）虽然大家依依不舍、意犹未尽，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晚的交流会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掌声）

录音整理：廖克环、吴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