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出关”与受聘吉林大学——与邓正来教授对话

黄文艺：邓先生，在你回答你为什么“学术出关”并接受吉林大学聘请这个问题以前，你是否可以先同我们谈一谈你的“学术闭关”？我们在前几年中见不到你，也见不到你参加学术活动的报道，是否与你的“学术闭关”有关？

邓正来：“学术闭关”只是一个说法而已，并不很确切。实际上，这只是我自己从1998年开始实行的一种新的学术研究方式。这种研究方式的关键在于它展开过程中所需遵循的原则。就此而言，我自己确定了一个所谓的“三不”原则：一是不出国进行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界的活动；二是不参加国内学术界的活动和进行公开演讲；三是不接受出版机构和媒体机构发出的“命题作文”式的约稿。在“学术闭关”期中，我只从事我自己喜欢而且认为有意义的研究。当然，我所进行的“学术闭关”，并不意味着我隔绝了与学术界同仁的交往，而意味着我与学术界同仁的学术交流实是私性的交往，而且也是我个人极其愿意的。坦率地说，我在私下与学界好友所进行的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交流，给我的思考和研究带来了许多助益。

黄文艺：我想，这样一种学术研究方式是每一个立志学问的学者所想往的。但是，我冒昧地问一句，除了这种方式中的寂寞和清苦以外，你不觉得这种方式还是相当个人化的吗？

邓正来：的确，这种学术研究方式是极其个人性的，因此它不是可以提倡的那种东西。我之所以愿意谈这个问题，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种方式有意义，而是因为我认为我之采取这种研究方式的背后的原因极有意义。这是因为它关涉到了我对当下学术研究环境的判断，而这决不是个人性的问题，实是学术界中每一个成员都应当予以关注的大问题，也是我们无法通过不意识的方式而予以根除的大问题。

　
我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研究方式的原因，我将在你论及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时回答你。简单来讲，一方面是因为我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而对中国当下学术研究环境日趋盛行的“消费”倾向、“会展学术”现象以及学术场域与外部其他场域“共谋”的倾向做出我自己的回应，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想通过这种潜心阅读和集中思考的方式尽早地完成自己所做的一项有关自由主义的长期研究。顺便提一句，这种学术研究方式中的“寂寞”很重要，而我所谓的“寂寞”，乃是针对知识人以非学术的乃至扼杀学术的方式追“名”现象而言的。显而易见，“寂寞”实是我拒绝成为“文字垃圾”之巨大知识生产机器的一部分的手段和实践方式，也是我拒绝去“求”去“追”由这架知识生产机器生产出来的各种“名声”的心态基础。正是立基于我的上述判断，我可以说，在这种“寂寞”的学术研究实践中，我感受到的确实是一种清苦，但更是一种很美很美的欢愉。

黄文艺：邓先生，你所说的这种“寂寞的欢愉”状态真的很美，而且这种“寂寞”也应当是每个立志成为严肃学者的人所具有的心态。下面，是否可以请你简单地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学术闭关”期中所做的研究。

邓正来：我从1995年着手翻译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一书并开始研究他的理论，至今大约八年了，而最有收获的就是我从1988年开始实施的“学术闭关”行动。在这长达五年的“学术闭关”期中，我基本上婉言谢绝了各种国际国内学术活动的邀请以及学术期刊和出版社的约稿，只是在我自己的“未名斋”中静静地享受阅读、思考和翻译带给我的心智挑战。

　
具体来讲，我在这五年的岁月中先后翻译了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三卷本（主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三联书店2002年版）。当然，在进行这项大约一百五十万言的“研究性”翻译的同时，我还撰写了七篇专门研究的长文：“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哈耶克法律理论的再研究”、“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过程：哈耶克法律理论研究的补论”、“‘社会正义’的拟人化谬误及其危害：哈耶克正义理论的研究”以及“关于哈耶克理论脉络的若干评注”；此外，我还发表了与研究哈耶克自由主义相关的几篇评论文字。

　
此外，按照我个人确定的“学术闭关”计划，上述从休谟到哈耶克理路的探究只是我完成的第一项工作，而我的第二项研究乃是用另一个八年时间厘清从康德到罗尔斯的理路，第三项研究则是再用五年的时间厘清从黑格尔到查尔斯·泰勒的理路。最终，我希望在此基础上能够建构起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对西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知识体系。

黄文艺：邓先生，你于2003年6月下旬前来吉林大学接受聘请并正式发表“教授就职演讲”。这不仅成了吉林大学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成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大事。但是，我们知道，就你为什么接受吉林大学的聘请并担任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一职这个问题，学术界当时有许多传闻。有的人说你来吉林大学是因为吉林大学给了你法学院院长一职；有的人说你来吉林大学是因为吉林大学给了你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主任一职；有的人甚至说你来吉林大学是因为吉林大学许诺你当吉林大学副校长一职。为此，我们还在网上专门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你来吉林大学除了担任教授以外不担任任何其他职务。不过，我还是想请你回答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你为什么要提前结束你的“学术闭关”计划并接受吉林大学的聘请？二是你这次“学术出关”是否会对你的研究计划产生影响？

邓正来：的确，我这此接受吉林大学聘请的举动在学术界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来自下述两个方面：一是这些年来有许多著名的院校都对我发出了邀请，然而我却都婉言谢绝了。这次我接受吉林大学的聘请，自然会引起人们的好奇。二是我在这次接受吉林大学聘请的时候未出任任何学术或行政方面的职务这一点，在今天“人才流动”的幌子下进行职务交易的运动中，自然也会引起一些人的关注。

　
坦率地讲，我接受吉林大学聘请一事，不仅是我一生当中最具意义的一件事情，而且也是我认为我一生当中所做的最为精彩的一件事情。这之所以是我一生中最具意义的事情，是因为其间包含了我学术生活当中的三个第一次。第一，这是我“学术闭关”以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进行学术演讲，而这意味着我个人学术闭关期的提前结束。第二，这是我十八年以来第一次改变我作为独立的自由学者身份。在此之前，我没有接受过任何国外的学术机构、国内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邀请，但是这次我却接受了吉林大学的邀请，并因此而在形式上成了国家学术体制当中的一员。第三，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成为一名真正的教师。在此之前，在我所主持的民间学术研讨班和学术读书班当中，产生了一些今天已在各个学科中担当重要学术工作的学者，但是我却从来没有承担过系统的教师工作。

　
这之所以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为精彩且得意的一件事情，实是因为我在交谈过程中提出了“二不原则”。2003年3月份，我应张文显兄之邀去吉林大学看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文显兄居然向我发出了我认为既大胆又智慧的聘请。我与文显兄情谊甚笃，更知道他对学术发展的关怀。于是，在认真而严肃的思考以后，我告诉文显兄：“我只提两项条件，其他条件由你们确定。如果吉林大学能够接受我的这两项前提条件，那么我就可以接受你们的聘请。第一是我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不担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二是我在吉林大学工作期间不担任何实质性的学术方面带长的职务：不参加任何评选和评定的工作，只从事带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工作。”我当时以为，我的这两项条件一定会使文显兄和吉林大学感到为难。但是不料想，文显兄和吉林大学极其严肃而负责地满足了我的条件，而这为我在教学以外完全支配自己的时间继续进行我个人的独立而自由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为此，我要特别感谢文显兄能够成全我的这一精彩和得意，因为这“二不原则”实是我面对国家学术体制的原则性底线，同时也是我个人所追求的学者品格之形式维度。

　
显而易见，一如你所说的，我这次接受吉林大学的聘请对我个人的学术生活来说意义实在重大，因为这不仅在事实上改变了我的身份，而且还有可能改变我自己的学术研究计划。实际上，我自己也问过自己为什么要接受这份学术邀请：难道我准备放弃或彻底改变我的学术研究计划吗?难道我准备成为一个学术体制中的人而不再对这种学术体制保持批判力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除了我刚才提到的吉林大学依旧在很大的程度上保证了我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地位和自由状况以外，我接受吉林大学的聘请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即它使我有可能在更实质的层面参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和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工作。

　
面对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的状况，我相信任何一个严肃和爱智的知识分子都会承认两点：一是我们今天取得的所谓的学术研究成果尚未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因为我们的研究在关乎人类发展及未来努力的方向方面还不足以给人们提供具有知识增量意义的观点和思想。即使在发展理论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十三亿人口的正在进行伟大变革的发展中大国，我们的发展理论也仍然滞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而真正具有知识增量意义的发展理论则是由智利、巴西、印度和埃及等国家的论者提出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第二个状况是我们从西学东渐以来还没有真正建构起自己的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和相应的学术评价体系。20世纪30年代南开大学工经系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前辈先生们曾经在这个方面做出过积极的努力和尝试，但却都因为战乱和其他种种缘故而未能得到发展和光大。

　
实际上，早在1992年，为了提升中国的社会科学，我在学术界同仁的帮助下便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而此后为了建构中国的学术传统和批判体系，我又创办并主编了《中国书评》。这两项努力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承认和赞誉，但是就在这样的努力过程中，我却发现这种重要的努力却很难在提升学者个人学术水平的方面有所作为。于是，我决意回到书斋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我耗用了八年的时间，大体厘清了从休谟到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路。这些研究虽说是基础性的，也很有意义，但是面对中国学术传统的建构任务，我却发现个人学术研究再重要，它也不能构成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尽管这种学术传统是由无数个人的研究汇合而成的。最终，我意识到，如果我们试图建构起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那么我们就不仅需要每个个人的学术努力，而且也需要有良好的学术制度和评价体系的保障，更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学术梯队。再者，如果我们试图形成这样一个庞大的学术梯队，那么我们就需要有自由的学术制度和氛围的保障、需要有良好的知识传承制度的保障以及源源不断的追求知识的年轻学子的保障。显而易见，在当今的社会中，惟一能够提供这些保障的便是大学。而根据我对中国大学的了解，我个人认为吉林大学乃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当然，我不是成了吉林大学的教授才说这番话的，实际上这一判断是促成我来吉林大学任教的一个前提性判断。吉林大学有远离商业气氛的平实的学风和基底，吉林大学有远离政治中心的有可能对各种体制保有批判力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吉林大学还有一个非常严肃的试图在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做出贡献的学术团队和尊重知识的领导团队。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前“学术出关”并愿意接受吉林大学这份聘请的主要原因。

黄文艺：谢谢您对吉林大学的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