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苏力

　 　
　　　　　　　　　　　　　 一
　　苏力，于我来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味的名字。

　　我始终觉得，每一位法学界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苏力的东西，应该了解一点他的东西，不管赞不赞成，都会有对你的灵魂和看法有一定冲击的。王旭说得很对，苏力给了很多人最初的阅读兴趣和问题意识。当年，当我还在兰州一个工科学校忧闷彷徨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向我推荐了苏力。只觉得从那时候开始，生活渐渐有了些变化，想法多了些，对法律、对生活乃至对世界的看法似乎与以前不一样了。我总觉得，人这辈子会都很读书，但是，只有极少数的书会对你的人生产生影响，我觉得苏力的书于我而言，意义就在于此！

　　　当然，我的个人经历并没有多少代表性。毕竟，我是在一个选择余地很小的情况下，碰着了苏力，并因此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一直在思想上追随于他——几乎细读过他所有的文章，包括演讲稿。这种条件决定了苏力成为我观望整个法学界的窗户。也就是从苏力身上，我对波斯纳、福科、韦伯等人。但是，在几年前我们很多人的选择余地比我要大得多，因为会有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和名师的教导，他们会接触到许多更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他们会觉得，苏力其实也不过尔尔。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他们读一读苏力，因为从苏力身上所反映出来的很多现象都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的。我觉得，苏力是中国法理学命运的一个缩影！
　　　　　　　　　　　　　　　　　　　　　　　　　　　　　　　　　　　　　　　　　　　　　　　　　　　　

二

　　苏力常常说自己也许会是一个悲剧，但是他还是要这样走下去，即使是悲剧，也为他人做一个见证，让别人不要重蹈覆辙。我觉得这是一种无奈的辩解，苏力自己也许更加知道为什么是一个悲剧！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自序中，苏力向整个法理学界的人士发出一个追问：什么是你的贡献？到了《阅读秩序》的学术自传中，苏力还在为自己的立场解释，解释自己为什么要站在这样一个立场？而到了《制度是如何形成的？》的自序中，他就已经放弃了解释的立场，他的态度变成了“撇帚自珍”了。这是一个逐步放弃的过程，这是一个逐步对沟通失去信心的过程！

　　于我看来，苏力的“悲剧”是整个法理学的困境之折射。中国法理学不仅在整个世界法理学中，一直处于向西方学习的地位，甚至在本国社会科学中，也被讥为“幼稚”的学科。这种尴尬处境的由来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自从清末法律变革以来，大量法律被移植进中国社会，但是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并不显著，法治的梦想如此的遥遥无期。很多与法律有关的社会现象得不到有力的理论解说。法律理论更多地变成了对官方的政策阐述或者对国外的理论的转译。在社会的大环境中，法学理论本身并没有显示出它们得以存在的理由，因此，各种责难之词便接踵而至。因此，当戴逸先生说中国法理学之幼稚的时候，当苏力问了一句“什么是你的贡献？”的时候，整个法理学人士似乎就不那么自在了！

　　中国法理学从哪里寻找自己存在的理由？当然只有完成了这个社会赋予的法学理论的使命，法理学才能理直气壮地生存下去！但是，怎样完成这个使命呢？很多学者的回答是，先从外国借鉴经验，看人家是怎么完成的。而苏力的回答则是，解决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问题，然后在这种逐步的积累过程中，逐步创建中国的法理学。谁更有道理？的确，无论是哪一方，都无法脱离在西方的背景下来谈论中国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借助的分析工具是西方的，因为中国部分地区已经很西化了。这一点也许是共识。但是，是将西方的分析工具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还是先把西方的工具学好再来考虑中国的问题，这一点就不是那么明确！苏力选择了前者，而很多学者选择了后者。

　　我必须说，苏力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之所以是不归路，并不是因为这条路走不通，而是说他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超出常人能力的一条路。这条路上，你必须完成别人所无法完成的任务，你必须占有西方的分析工具，你就必须翻译著作，否则你就等于只能仰仗于别人为你提供西方的理论资源，你就无法站在学术的前沿；你还必须关心中国的实际问题，努力用法学理论来解说这些现象。这就是苏力回国十多年来所作的两件事！！这是一个没有分工的“一条龙”工作！！

　　苏力做得怎么样呢？这大可以见仁见智。但是，可以说苏力已经尽力了。作为中国法理学最为多产的学者，最为勤奋的学者，苏力也许把他的心血全部献给了中国法理学。但是，我们仍然感到很多工作还没有作，我们感到中国法理学还是没有形成自己富有解说力的体系，我们也许会感到略微的失望，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承认，也许这并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事业！这是整个中国法理学的事业！苏力的作用也许在于打开一个豁口，至于前面的攻城掠地只能有待于其他的人了。毕竟，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中国法理学事业则是无限的。
　　　　　　　　　　　　　　　　　　　三
　　说了这么多，许多人也许会认为我基于对苏力无限崇敬之情在为苏力辩解，其实不是的。也许在半年前，我会同意你的看法。但是，进京以来的思考阅读（尤其对波斯纳的阅读），使我可以能够以一种更为理性更为从容的心态来评价苏力！我的承认，我仍然认为苏力是中国最优秀的法理学家。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超越苏力，更确切地说是沿着他为我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
　
我们得承认，在中国这个转型时期，每一个法理学学者都会被超越，也必须被超越！但是，他们为中国法理学的存在所作出的贡献则是，不可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