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制度评析

一、日本实行的法律职业考试制度
在日本社会，国家法律职业（包括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收入。法律职业人员被认为是社会特殊精英阶层的成员，其高素质与业务水平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可。这些都与日本国内的一整套教育、选拔和培训法律职业人才的制度是密不可分的。
战后，日本一直把规范的法律职业制度视为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环节，先后通过了《裁判所法》（1947），《检察厅法》（1947），《辩护士法》（1949）。(1)对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三种最主要的法律职业进行管理和规范。1949年，日本还通过了《司法试验法》（即司法考试法之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法律职业考试和培训制度。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虽然这种考试名为“司法试验”，但并非仅是针对司法领域的法律职业（主要是法官）而进行的考试，而是对法官、检察官、律师三种职业统一适用的资格考试。正如《司法试验法》第一条所指出的那样：“司法试验是对可能从事法官、检察官或律师职业的人员有无相应学识及实践应用能力进行判定的国家考试。”(2)
根据法律规定，司法试验分为“第一次试验”和“第二次试验”。其中“第一次试验”相当于学历测验考试，主要针对不具有大学学历的参试者，以判定报考者是否学过大学的一般教养课程为基本目的。考试内容也不是法律专业方面，而是日本大学中一般公共必修课内容加上论文写作，可以说是对参试者基本素质的一次甄别。根据《司法试验法》的规定，具有大学学历的参试者（包括本科3年级以上学生）不必参试“第一次试验”就可直接参加“第二次试验”。
“第二次试验”是日本司法试验的重点，具有大学学历的人和“第一次试验”合格者都有参考资格。“第二次试验”分笔试和口试，笔试又分为涵盖宪法、民法、刑法三科的60道问答题的简答式考试和论文式考试两种。简答式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论文考试。论文考试的内容包括以下7个科目（前四项为必选，后三项为选择性科目）：宪法、民法、商法、刑法、必要性法律选择科目（从民诉或刑诉中择一）、一般性法律选择科目和教养选择科目（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会计学等法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3)考试将就上述7个科目各出两道论文题。由于论文式考试能较全面地反映应试者的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于是成为司法试验中最难的一关。剩下的最后一关是口试，由主考官（一般为教授和现职法官或检察官）对笔试合格者就论文式考试所涉及的7个科目提问。口试合格的人才能有资格进入每年10月发表的最终合格者名单。经过这样好几个回合的考验，最终合格者也都算得上是“过五关、斩六将”的成功好汉了。
与中国的律师资格考试等国家考试相比，日本并非强行要求参试者必须具有一定学历，而是通过对不具备相当学历的参谋者附加一次考试的做法来解决问题，从而确保参试机会的全民化和参试者的广泛性。当然从实际情况看，参试者绝大多数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尤其以各大学法学部的应届、历届毕业学生为主。
由于日本高度重视其法律职业人员的素质和质量，在选拔上一贯施行极其严格的“精英标准”，因此每年司法试验的通过人数是试前限定的。从60年代初起，日本司法试验的最终合格者名额一直控制在每年500名左右，近年来虽有所增加，但也不超过千名。与每年数万名的参试者总数相比，这样少的名额绝非仅仅用僧多粥少所能形容的。根据历年统计资料，日本每年司法试验合格率基本维持在5％左右，通过者大多数也是在多次参试后才能有幸“金榜题名”。据92年统计，该年度司法试验通过者的平均年龄超过28岁，平均参加过5次以上司法试验(4)。从这样低的通过率与这样高的重考率，不难看出通过日本司法试验的难度有多大了。这无疑把国家司法试验弄成象“跳龙门”那样高不可攀；事实上，联系到试验通过后所可能带来的职业前景和社会身份地位，这个比喻倒是很恰当。在日本那些能够通过司法试验的“精英”确实是非常受人尊重和招人羡慕的，恐怕拿过去中国的“中举”来作比也不为过。
在日本，每年各大学毕业学生（应届、历届）通过司法试验的人数还成为影响各大学（尤其是法学部）的声望和排名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大学法学部越好，通过司法试验的学生也越多。反过来，通过试验的学生人数增加，也会提高该大学法学部的声誉。从日本传媒历年公布的资料看，每年全日本一般只有十所左右的知名大学的法学部（如东京大学、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等）能有十名以上的学生（包括应届和历届毕业学生）通过司法试验。(5)

二、日本的法律职业培训制度
与其他各国（如中国、美国）的法律职业考试不太一样的是，日本国家司法试验的通过者并不能直接获得法律职业的从业资格许可，而只是获得了接受国家法律职业培训的资格。根据日本《裁判所法》第66条和第67条所确立的司法研修制度，日本最高裁判所（即日本最高法院）下设的司法研修所（Leg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stitution）负责对司法试验的通过者进行全国集中统一的法律职业教育和培训。(6)
在司法研修所中接受职业教育的司法试验通过者被称为司法修习生，他们要在司法研修所中进行为期两年的学习以便能够最终获得法律职业资格。在学习期间，他们还享受国家给予的一定待遇。由国家出面对未来的法律职业人员进行统一的职业教育并在学习期间提供类似于“准公务员”的待遇，这样的做法是不多见的。
由于司法研修所的目的非常明确，即把司法修习生培养成为合格的可投入实践工作的法律职业人才；因此其教学内容与课程设置与一般大学法学部有很大区别，重点是培养和训练司法修习生处理各种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在二年学习中，头四个月的“前期修习”被安排在司法研修所内进行课程学习(7)，主要是由最高裁判所安排的知名法官、检察官、律师担任指导教官讲授民事审判、刑事审判、民事辩护、刑事辩护、检察这5个科目以及一般教育性科目。接着便是长达16个月的实习，其中4个月在检察厅实习，4个月在律师事务所实习，8个月在法院实习。(8)在实习期间，学员们被编成班组跟随指定的检察官、律师和法官参与日常实际工作，担当助手的职责。由于能够全面直接地接触三种法律职业的实际操作过程，学员们经过实习后法律实务能力通常会有很大的提高。实习结束后，学员们回到司法研修所内进行最后“后期修习”的四个月集中学习，主要是对实习进行总结并准备毕业考试。这次考试没有先前的司法试验那么难，司法研修生们基本都能通过。根据法律的规定，学员在完成司法修习生两年学习并通过最终考试之后就能获得国家的律师资格。(9)
在日本，除极少数情况外，完成司法修习生的二年学习，获得律师资格也是被任命为国家法官和检察官的法定前提条件。因此，首先通过国家司法试验，然后完成在司法研修所的两年学习是在日本获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法官、检察官、辩护士）的必经步骤。至于每年司法研修所毕业学生的去向（即选择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三种法律职业的比例），从统计资料看，大部分毕业学员还是进入律师业。这当然还是与律师这一职业的丰厚收入有相当关系。日本律师的平均年收入超过2000万日元（约140万人民币），这不仅是普通工薪阶层年收入的数倍，就是比法官和检察官也高出不少。以1995年为例，司法研修所当年72%的毕业学员成为律师，19%成为法官，9%成为国家检察官。

三、分析与评价
对法律人才的培养与教育是一个既包括素质教育也包括职业教育的过程。因为一个合格的法律职业人才应当既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同时也具有较高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日本所建立的这一套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制度是建立在对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即由大学法学部负责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10)，而由司法研修所这样一个国家专门机构对已经完成素质教育的未来法律职业人员进行实务性的职业教育。
因为绝大部分毕业学生并不能通过司法试验（也就是不能从事法律职业），日本各大学法学部的教研重心不必专注于职业教育和培训上，而是更着眼于对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如训练逻辑与思维能力，传授一般法律理论知识）和学术研究上。(11)从日本大学法学部毕业的学生大都是具有相当全面素质、一定法学知识和一定学术能力的人才，但决非合格的法律职业人才。就此而言，有人甚至指出日本大学法学部只是在法学教育的形式下向学生传授一般社会科学知识而已。(12)
日本的这种由大学法学部进行素质教育（包括法学基本知识的教育）由国家设置的专门机构统一进行职业教育的模式与别的国家有很大不同。一般说来，各国多采用由大学的法学院系对已基本完成素质教育的学生进行职业教育，毕业后学生通过职业资格考试即可获得法律职业资格的模式。以美国为例，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放在法学院前的大学本科，然后各法学院用三年时间完成对入院学生的职业教育。(13)毕业后学生通过各州的律师资格考试后，便可获得该州的律师资格。
笔者认为，与一般的法律人才教育模式相比，日本的法律人才培养制度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这一法律职业教育制度是在日本对法律职业严格实行精英标准，奉行“宁缺勿滥”原则下建立起来。一个“严”字是它的灵魂和根本出发点，这套制度尤其强调对法律职业人员的职业水平和素质的高标准严要求，并且设计了一系列严密完善的做法来保障实施。这种貌似过分严格的制度对在全社会树立法律职业的神圣性与高度权威性，培养从业人员的职业尊荣感，促进战后日本完善的法治体系的建立是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的。
其次，它使得各大学法学院可以专注于对学生进行全面素质教育和开展学术研究，而不在实践性很强、受社会影响大的职业培训上投入过多。这样避免了大学在确定教学目标时在职业培训与学术理论之间的困难选择，也保证了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和法学理论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不受到社会潮流等因素的过多牵制和影响。日本的法学教育与研究在其经济高度成长期较好地避免了“急功近利”的倾向，这套制度是不无贡献的。当然，这样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日本大学法学部中专重理论学术研究，而轻实际操作的倾向。由于司法试验的合格率太低，大多数法学专业本科生都放弃了参加司法试验的念头，而在毕业后选择其他非法律职业。另外，这也导致社会上出现一些专门针对司法试验的预备学校。这些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本应由大学法学部承担的培训教育职能。因此，大学法学教育与司法试验在效用上明显脱节也是引起不少人批评日本现行法律人才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再次，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试验来筛选出有望成为法律职业人才的少数“精英”。由于通过司法试验与否事实上决定了一个人有无可能从事法律职业，对这种“先决”性的而且淘汰率极高的考试历来存在一定争议。赞成者认为这是保证法律职业人士“高度精英化”不可或缺的屏障，并且它为全体社会成员都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更重要的是, 选任上的高标准、严要求有利于树立法律职业的荣誉感, 因为只有获得良好教育并具备高水平才智和素质的精英人士方能进入法律职业。选任上的从严佐以稳定坚实的收入，是法律职业人员质量的有力保障。反对者认为司法试验成为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水岭，由其选择谁适于接受职业教育的合理性值得置疑。司法试验并不能保证其通过者是最适合从事法律职业的。相反由于它的高淘汰率和“一锤定音”的性质，可能有相当的优秀人才被过早剥夺了选择法律职业发展的机会。
最后，由最高裁判所下设的司法研修所这样一个专门机构来负责对全国法律职业人才的统一职业培训，这种由国家出面的垄断性职业教育更是不多见的。一方面因为可以由最高裁判所出面动员组织国家的各种资源来支持和保障教学，它既保证了法律职业教育的普遍高质量，也便于实现国家对法律职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的要求。象那样日本延请众多法律界知名人士授业并保证法律职业受训人员接受长达16个月，涉及司法、检察和律师各方面业务的实习，如果没有国家机关出面进行安排和提供便利，对任何一所大学来说都是很难实现的。在这一点上，由国家专门机关组织实行职业教育确实为学生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事实上，日本法律职业人员职业素质与水平确实很高而且相当整齐，这也是得到公认的。另一方面，这种统一教育模式又使得国家尤其是最高裁判所可以通过职业教育实现对国家法律职业人员进行统一控制和影响。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日本法律职业人员在独立性和创造性方面略欠（有人评论说象是批量生产的日本轿车一样没有个性），这不能说与他们统一接受的职业教育方式没有一定关系。
还有一点，这种统一职业教育事实上促进了法律职业人士形成所谓的“精英圈子”。因为大家均出身于司法研修所，于是在日本法律界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前后辈关系非常多，形成了紧密复杂的特殊社会职业群体。法律职业人士这一社会小圈子的形成既是日本人法律人才培养制度的产物，也反过来维护制度本身。因为法律职业人士都出身于这一制度，是顺利通过该制度（以司法试验到司法研修所学习）的成功者，并且成为法律职业所带来的从收入到社会地位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大多并不倾向对这一套制度进行大的改革，放宽对进入法律职业人士这一“精英阶层”的限制。这也许与大量地增加司法试验合格者会触及法律界同行职业竞争这个较敏感问题不无关系。因此，仅管许多人呼吁对法律职业教育制度进行改革；而且法律职业界尤其是法院也面临着负担过重的实际压力，日本仍没有什么动向要对这一制度进行大的改革，这从最高裁判所在扩大每年司法试验通过名额上谨小慎微的作法上就可以看出来。

四、对中国法律人才教育的启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近20年里, 中国的法律人才教育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期。据有关统计，我国各法律院系的数量和在校学生人数的增加都以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计。(14)而且这一跃进式的发展既是在我国社会经济总环境的迅速转型下发生的，也是与法学教育体制改革同步的，即在法律人才教育模式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禁令人对处在这种迅猛变化的环境下的法律教育的质量有些“杞人之忧”。
目前， 我国法律人才培养的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都还是主要由各大学的法律院系来完成，(15)而通过设置律师资格考试，法官资格考试等国家统一考试来决定法律职业资格的授予。 这种现行模式存在着不少不足之处， 最突出的是它让中国各大学的法律院系一直面临这样一个难以两全的困惑局面：即目前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是基本按照素质教育和通才教育来设计的；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制体系的逐步建立，社会现实则对专门化的法律职业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要求法学教育重视实践性，关注职业技能的培训。而在学生未经过充分的素质教育之前（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大学生大都直接来自高中，缺乏足够的社会科学知识，仍需进行全面素质教育），仅重视职业教育不仅极难培养出高水平的法律职业人才来；还有可能导致法学教育急功近利，流于浅薄，忽略对学生的法律理论训练，使法学本科教育变成变相的律师培训，从而给中国的法律理论研究乃至法制建设带来长远的负面作用。(16)
这个问题产生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其解决也必然受到国情条件的制约。在我国，国家尚无力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因此还不能象国外那样将大学本科完全用于对学生的素质教育，而由其他机构承担对业已基本完成了素质教育的学生进行专门的法律职业教育任务。目前，无论是美国的法学院模式还是日本的国家专门机构统一培训模式，对于中国的国情而言都是难于立即实行的；但是中国急剧变革中的社会现实又要求仅占人口极小比例大学毕业生成为具备相当的职业技能的中高级人才。因此，现在中国的大学法律院校还必须暂且同时承担起素质教育，职业教育甚至还有理论研究的多重任务来。但这决非意味着中国的法律人才培养可以混淆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或者继续在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谁为主，理论性与实践性谁更重要的争论中摇摆不定，贻误时间。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必然导致对高级专业人才需求的增长，法律职业所具有的社会公职性，都必然要求对法律人才实行专门的职业教育，以保证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水平。但重视法律职业教育决不能以牺牲素质教育（包括一般素质教育和法学素质教育）为代价，走急功近利的速成路线。素质教育为任何职业教育之本。只有在良好素质教育打下的坚实基础上，法律职业教育才有可能培养出真正的高水平人才。在这一点上，我们切不可在市场大潮中头脑发热，犯“涸泽而渔”的毛病。因此，逐步实现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工是我国法律教育制度改革中应当尽早明确的方向。至于在实践操作上，可以采取各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比如，
第一、改革法律专业本科教育的学制，明确对学生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阶段性分工甚至尝试对要选择法律职业（法官，检察官，律师）的应届毕业学生增加一年的职业教育的做法。
第二、大力发展研究生法学教育，在保证法学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的同时，增加对实践型高级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近年来新设置的法律硕士便是一种模仿美国法学院方式进行职业教育的很好尝试。另外，还可以对法律教育进行“本硕联读”这种培养模式的试点，用六到七年时间对学生进行从素质教育到职业教育的一贯制培养，真正培养出一批基本功扎实，有理论有实务的高级法律人才。
第三、对高级法律职业人才可适当采取由国家机构出面统一培训的做法，并力图使之制度化。从日本的经验看，这是一种保证法律职业人员的职业水平和素质的有效途径。鉴于我国的国情，可以先采取对少数高级法律职业人士实行这种统一集中式职业培训的做法，这对提高我国的法律职业人员的整体水平必将起到有利的推动作用。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法治社会的基础正是民众对法律制度的信心。法律职业（法官，检察官，律师）作为维系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性社会职业，其从业人员对全体社会成员都负有相当的责任和义务。对一个社会而言，法律职业人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的法治水平。因此，社会在其法律职业教育和职业资格授予上确实应该从严要求，从严控制。再者，选任制度上的高标准有利于法律职业人员形成较高的自我评价，有助于一般大众对法律职业产生较高的社会认定，而这些都是影响职业操守、职业尊荣感的重要因素。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宁可象日本那样严格实行“宁缺勿滥”的精英政策；也不能打着“满足社会需要，适应国情”的旗号走盲目发展的路线，结果让大批并不具有一定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人从事神圣的法律职业，从而最终社会整体法治水平的降低和社会成员对法律职业乃至法律本身的权威的信赖丧失。目前，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进步，法律职业的社会重要性日益得到全社会的认同，法律教育也由冷转热，这比过去当然是很大的进步。但有时“受重视”，“转热”这些好的变化也会带来问题。面对国内法学教育的迅速发展，面对“加快培养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大批法律人才”的呼声，倒是更有必要强调在质量方面的从严要求。在头脑发热情况下盲目发展，数量倒是上去了，但如果造成大批质量并不合格的“伪劣”法律人才鱼目混珠，充斥国家法律职业，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恐怕会更大而且难于消除。
因此笔者主张，我国在建立国家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和选拔制度上，一定要从中国法治建设的长远考虑，本着素质教育（包括一般素质教育和法学素质教育）为本，职业教育（包括职业教育培训、考试、从业资格授予等一系列环节）从严的基本原则，突出强调选拔的严格标准和操作的规范性，促进有较高职业技能水平和职业道德的法律职业人才群体的形成，并进而推动中国的“以法治国”进程。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日本严格的“法律职业精英”模式恐怕是有相当启示和参考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