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新加坡的“严刑峻法”

　　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很闻名，过去在主观上我是很排斥的，其理由主要是认为“重刑”不符合当今世界的潮流。这次有机到新加坡参加短期培训，能够实地考察该国的法治，身临其境感受该国在经济发达，社会和谐，秩序井然，环境优美背后所显现出的现代法治的不凡作为，观察到在新加坡国家充满活力背后无处不在的法治的威力，对新加坡的“严刑峻法”有了重新的认识。我的体会是新加坡的法治是非常成功的，其“重刑主义”的一些做法其实并不那么简单，“严刑峻法”背后所蕴含的极深刻的法治思想，值得认真的进行研究。　

　一、感知新加坡“严刑峻法”的点滴信息

　　我这次随团到新加坡参加培训的时间并不长，前后只有十余天，因此，尚不能对新加坡法律制度形成比较完整的了解。但是，仅以我十余天的听课、讨论和观察所获得的“支离破碎”信息为依托，就足以让我确信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名不虚传。　　新加坡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仍保留“鞭刑”的国家，听该国司法官员介绍“鞭刑”的施刑过程看，其状实在是够残酷的。肉刑等同酷刑，在国际上被普遍认为是不人道的刑罚，新加坡只有区区四百余万人口，可是每年享受鞭刑“待遇”的人竟在一万人上下。由此，不难看出“鞭刑”在该国刑罚中不是“点缀”，而是承载主要功用的“主刑”之一，刑罚之“重”在当今世界实属罕见。以新加坡标榜先进、文明之国家，仍保留“鞭刑”实在让外人难以理解。

　　新加坡不仅在刑罚的种类上保留“肉刑”以体现“严刑峻法”的阻吓作用，而且在“文明”的刑罚的处刑方面也充分体现“重”字，例如在公共场所乱扔垃圾或随地吐痰，初犯者罚款1000新元，重犯者罚款2000新元。在新加坡培训期间，我在当地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纸《联合早报》上看到的一条法制新闻很能说明问题，这条新闻说的是有一对夫妇在家中发生激烈争吵，丈夫一气之下把家中的电视机从三楼扔下，楼下是小区的花园，并未造成人员伤亡。邻居报警后，警察迅速赶到现场，经问讯，这位丈夫承认电视机为自己所扔，其妻亦证实。两天后这位丈夫就被控上法庭，事发十余天后就被法官判处三年徒刑。所谓的“一叶知秋”，在新加坡不长的时间里，在与不多的人的接触中，在获得的不多的信息里，我已经断定新加坡的确是一个崇尚“严刑峻法”的国家。　
　
二、务实是新加坡“严刑峻法”的精髓

　　只要亲自到新加坡实地考察，无论你持有什么样的观点，你不得不承认新加坡的“严刑峻法”是有成效的，这种成效体现在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到了“看似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境界。在繁忙的街道上我看见车辆来往穿梭，车速很快，但秩序井然，且听不到汽车喇叭声响；在人来人往的马路上人们行色匆匆，没有人随地吐痰，乱扔果皮纸屑，在公共汽车、商场等人多的场所没有人大声喧哗；烟民们都自觉的在规定的地方抽烟，人们碰面相互间宾宾有礼，整个社会生活紧张而有序，社会显得异常的安静祥和。

　　警察是一个国家的法律符号，但是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在新加坡考察期间我所到过的公共场所没有看见过一位警察（在新加坡的行程只在警察总署参观才见到着装警察）。新加坡取得如此良好的法治环境，人人时刻都处于法律的规制之下,不靠警察（国家暴力的象征）难道是靠教育？在向新加坡的官员和老百姓请教后，得到的答案却是否定的。新加坡人多是上个世纪下南洋的福建、广东一带沿海渔民的后代，原本素质并高不到哪里（该国连肃贪局的官员还有近30%的是高中学历，远没有我们公务员学历水平高），但是新加坡的法治能够从实际出发，强调“管用”，法律的制定极为务实。

　　我突出的感受有两个方面，一是新加坡的法律从小事做起，强调主惩小恶，以惩小恶来戒大恶，防患于未然。新加坡在许多“小节”问题动了许多脑筋，制定了详细具体的法律法规。如停车、公共卫生、行路抽烟、上厕所冲水，电梯、剧院抽烟等均涵盖在法律之中，如果处理不好都可能被控上法庭。重视治理“小恶”，其效应就是“大恶”少人敢犯。二是执法严明。言必行，行必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在新加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是内阁部长、普通人民、富贵名人、贫穷市民，一律平等。老百姓相信实例，眼见为正真，有恶必被惩,司法的公信度很高，对执法活动心悦诚服，新加坡法律由此在人民的心目中树立起至高无上的权威。

　
三、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怎样说

　　在世界法律之林，新加坡的法治独具特色，形成特色在于它与新加坡独特国情的切合，新加坡法治“严刑峻法”的一些做法就在新加坡这个旦丸之地是“管用”的，但离开新加坡也许就不再“管用”。因此，我们学习新加坡的经验，不重在借鉴新加坡的具体做法，而重在学习它们的法治思想，学习它们立足于本国实际，讲求实效，不被以西方经验为主的所谓现代世界法治经典所左右，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品格。

　　该国资政李光耀在对新加坡大学法律学会所做的演讲中，清楚地表达了不可照抄西方法律的思想。他说“我们的建筑师知道，无论在古希腊、古罗马和伦敦，那些大理石和砂岩的典雅建筑物，都是配合当地的生活方式、气候与人民而兴建。然后他们必须回到新加坡，用花岗石和混凝土，为我们的人民设计适合本地气候的建筑物。同样的原则移植到社会、经济条件都远不如英国的新加坡，鸿沟更加扩大。我们必须设法在既有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上，跨过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如果不顺应我们自己的环境，修订条款、调整原则，只是一昧蛮干、盲目施行，不啻自取灭亡”。

　　新加坡“严刑峻法”观念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二战时的日本统治，李光耀回忆说，他本人在日本统治下生活三年零六个月，日本人使用残酷无情的高压统治，尽管物资匮乏，人民半饿不饱的情况下，仍然可夜不闭户，犯罪率奇低。这不是因为人们文明，而是因为大家都不敢犯罪。李光耀写道：“所以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和战后的经验。”

　　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但是该国却有着世界的眼光，“学贯东西”，知道哪些更适合自己。中国是一个大国，历史源源流长，国情与西方国家的差异更大，其法治建设更应当强调解决自己的问题，走自己的路。其实重刑化或轻刑化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够切合本国的实际，能够“管用”，能够在充分体现人类主流价值的基础上，追求绝大多数人满意的法治效果。新加坡认为，“严刑峻法”是“弹丸小国”生存与发展之必须，它的存废只能由现实效果来检验，尽管国际司法界颇多指责，但新加坡并不因此而动摇，因为这符合国泰民安的需要，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我国不一定要“严刑峻法”，但也不能受“轻刑化”之累，决不能仅仅从国际上流行学说或理念出发来推行我国的法治，而应当眼光向内，深入研究中国的实际。当今中国的法律界“知外”者远强于“知内”者，不了解国情，不从实际出发，不讲求实际的效果，法治的作为必然大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