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详解（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杨伯峻：孔子说：“由！教给你对待知或不知的正确态度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聪明智慧。”

钱穆：先生说：“由呀！我教你怎么算知道吧！你知道你所知，又能同时知道你所不知，才算是知。”

李泽厚：孔子说：“子路，我告诉你什么叫求知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真正的知道。”

详解：以上三位及通常的断句都是“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关键的问题是“由”究竟指什么？是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孔子弟子“子路”？在“由知、德者，鲜矣！”一章中，已经否定了“由”指“子路”的一贯说法，本章也如此。关于这点，现给出一个具体的分析。在《论语》中，孔子一贯称呼子路都有一个固定用法，就是“由也”。例如“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由也果，於从政乎何有？”、“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等等。而且这种语法现象并不单单用在子路身上，《论语》中孔子也一贯用“回也”称呼颜回，例如“贤哉，回也！”、“回也，非助我者也！”等。特别这一句，把子贡也捎上：“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知二。”由此可见，这是《论语》中的标准用法，把“由”当成“子路”，绝对是胡来。本ID现在将一个两千多年来一直延续的语法错误给纠正了，“由”绝对不能当成“子路”。还有，“知之”的“之”究竟指什么？通常的翻译都把这“之”给掩掉不翻了，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原文不直接就用“知为知，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抛开语法问题，通常的解释同样可笑：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真正的知道，就是聪明智慧？你知道你所知，又能同时知道你所不知，才算是知？如果真是这样，最能知道的、最有智慧的一定是这样一台机械，它有如下程序：它只回答关于自己知道还是不知道的问题，而答案只有两个：知道和不知道；然后它严格地被设定成按固定程序的知道与不知道来给出知道和不知道的答案。如此解释，是典型的愚民把戏。一个问题就可以把这种把戏拆穿：知道知道如何知道为什么知道，知道不知道如何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知道与不知道的可判别是如何被知道的，如果这个可判别性都不能被判别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还知道不知道什么？这类把戏，和前面各种“鲁式”把戏一样是同种同源的混蛋逻辑。

正确的断句是：“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其实，本章的“由”与“知”，都顺着上一章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来。“由”，蹈行、践履，用一个更常用的词语，就是“实践”；“诲”，教导；“女”，汝之通假，你的意思，这里泛指一切人类。“知之乎”，“之”，指代“由诲女”，“知之”，以之而智，以实践所教导你而有智慧。“为”，“伪”也。何谓“伪”？非先天，人为也。所有的创造、创新，都是人为，没有人为，何来创造、创新。“为”，就是“由”，就是现实人的现实实践。“知之为”，以知而为，依智慧而实践。“知之”，以之而智，以依智慧而实践所得而有智慧，“之”指代前面的“知之为”，而此智慧，与原来“由诲女”而有的智慧，经过了“知之为”而有所不同，因而是新的智慧，“为”，相对前面的“由”，也是进一步的实践。“不知为”，不以知而为。“是”，复指上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并对此进行论断及归纳，“这是”、“这就是”的意思。

在“天地人”结构下，道家的“无为”立场，对“人为”抱有极大怀疑。何谓“无为”？无人为也。道家相信“天地人”结构中有一先天自然之道，所以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论，进而假设人最初的状态最接近自然，因此要返朴归真，要能婴儿，进而要破除一切人为刻意，诸如此类。儒家是不会假设什么先天自然之道的，儒家不相信任何脱离现实的所谓智慧，不相信有什么先天的智慧先验地存在，更不相信只要找到这种智慧就一通百通、成圣成仙。儒家只相信智慧是人为的，是实践的，是实践中来的。

“有为”，儒家的基本立场，就是一切以人类的现实实践为基础，人类的一切智慧离不开人类的现实实践，而现实实践也离不开智慧的总结。由此可见，孔子和马克思还是这样心心相印。在上一章中，强调了“由”与“知”的问题。这一章就是要揭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是“知”的基础，没有“由”，无所谓“知”；但“由”离不开“知”，依“知”而“由”而“为”，才有新“知”，才有创造、创新，而这才是最根本的智慧。而这最根本的智慧也不是凭空而来的，也是由人的历史实践而有的。而且，这种实践而智慧，智慧而实践的过程就是“易”，就是生生不息的人类生存本身。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说：实践教导你，以此而有智慧啊。依智慧而进一步实践，以此而有新的智慧；不依以实践而有的智慧进一步实践，就不会有新的智慧。这，就是最根本的智慧。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杨伯峻：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去求得来的人。”

钱穆：先生说：“我不是生来便知的呀！我是喜好于古，勤快求来的呀！”

李泽厚：孔子说：“我不是生出来就有知识，而是爱好古代，努力探求得来的。”

详解：这一章完全承接上一章而来，上一章更多地站在人类泛指的角度讨论智慧与实践的问题，而这一章，孔子用自己为例子来说明具体的个体如何获得智慧的问题。 “生”，天生、先验的；“之”指代“生”，“知之”，以之而智，依生而智，依天生、先验而有智慧。所谓“好古”，喜爱先哲的遗典、古代的典章等。 “敏”，假借为“拇”，大拇指，转义为“印证”的意思。“好古”不能光从书本到书本，必须在现实的实践中得到“印证”；“求”，选择，“敏以求”，印证并选择。

千百年来，孔子形象被无数腐儒、反儒者有意无意地歪曲；千百年来，关于孔子泥古、复古的谎话成了腐儒、反儒口中的真理。而在《论语》中，孔子以自己为例子明明白白地表述了对“古”的观点，就是要“敏以求之”，“之”指代“古”，要对“古”印证并选择，这才是孔子对“古”的真实态度。在上一章，孔子已经明确表示智慧来自于实践，而在这一章里，孔子更明确指出，对先哲的遗典、古代的典章等要印证并选择，而印证、选择都离不开当下人的实践，只有这样，才算真的“好古”。

本章，孔子提出了学习前人知识、智慧的三个步骤：好、敏、求。首先，对前人知识、智慧所凝结成的遗典、典章等必须尊重、善待进而学习、研究，才谈得上“好”。尊重、善待进而学习、研究，真正把握以后，还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印证，这才是“敏”。“敏”，有两层的含义：其一，前人知识、智慧都来源于其当下的实践，而时代变化了，条件变化了，其应用可能要失效，可能有所改变，这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印证、发现；其二，对前人知识、智慧的把握，特别对于那些洞穿时间的智慧的把握，必须在实践中慢慢体会、摸索，才能发现前人的真义，决不能像某些人对待孔子、马克思那样，根本没弄明白就扮代表，这样是谈不上“好”，更谈不上“敏”了。有了印证，自然就有了选择的基础，选择不是机械地挑选，不是用对错等简单标准来划分，而是根据当下的实践有机地发展、延伸，这样才不辜负古人，也不辜负自己，这才算得上是“求”。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孔子说：我不是天生、先验地依赖天生、先验而有智慧的人，只是爱好学习、研究先哲遗典、古代典章，并在实践中对此印证、选择的人。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杨伯峻：孔子说：“生来就知道的是上等，学习然后知道的是次一等；实践后遇见困难，再去学它，又是再次一等；遇见困难而不学，老百姓就是这种最下等的了。”

钱穆：先生说：“生来就知道的，那是最上等。学了才知道的，那是次一等。经历困境后才知要学的，又次了一等。若经了困，仍不学，那就只算是下等了。”

李泽厚：孔子说：“生来就有知识是上等，学习而后有知识是次等，遇到困难再去学，再次一等；遇到困难仍然不学，这样的人就真是下等了。”

详解：人，生不离困。生存之困、生死之困，诸如此类，解其困，只能依靠智慧，没有智慧，困而不知其困、不知其何以困，更不知何以出其困。何谓“困”？“梱”的本字，门槛的意思，借代为门，所谓分门别类，无门而门，无位次而有其位次，因此有其“困”。但此“困”，有客观的，如人一生下来，就首先入了“人”这个门，当时的社会环境、人的身体智力等都成了任何个体不可逃避之“门”；还有主观的，如自设门户、画地为牢而自困。要破其“困”、其“捆”、其门，对人来说，从实践而得的智慧以及依智慧而去的实践，是唯一可能依靠的。

而如何得到智慧？前面几章，孔子已经指出智慧来自实践，而对于个体来说，学习前人智慧的结晶是一个最基础的实践过程，“好、敏、求”就是学习前人智慧的三大步骤。孔子说自己“非生而知之者”，但这里却说“生而知之者，上也”，是否矛盾？其实，这正好反映了孔子、《论语》的严谨。孔子并不绝对地否定“生而知之”的可能，因为如果绝对地否定，那这个否定就成了一个先验的命题，这显然和孔子注重实践、注重有为的思想相背离。其实，孔子这种类似观点，在他对鬼神等态度上同样有所反映。孔子并不绝对地否定鬼神等的存在，并不绝对地认为“鬼神的绝对不存在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真理”。孔子只承认因为“生而知之”、鬼神等超出了当下实践而有的智慧所能解决的范围，因此就存疑、就少谈、就敬而远之，但并不排除其存在，以及在以后的实践而有的智慧中得到解决的可能。孔子的这种态度，比那些所谓的唯物主义者要客观的多。

那么，“生而知之”能否存在？站在纯技术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也不用借助什么鬼神。例如，哪天人类对思维的秘密最终把握了，对人类大脑记忆的秘密把握了，就完全可以使得人“生而知之”。比如对受精卵实施一些程序，把缠中说禅解释的《论语》、缠中说禅教你炒股票等等一脑儿填进去，让那小孩一出来就可以炒股票、说论语，这大概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对于类似的情况，孔子说是“上也”。“上”，并不是人等级上的区别，更不是宣扬任何天才论，这里的“者“字，也并非如同上面三人以及通常所理解的指的是“人”，把这里的“者”字当“人”解释，不过玩弄精英自以为精英的把戏。把人先验、先天地分为三六九等，是典型的胡扯。而且，也解释不了为什么后面的“困而学之”与“困而不学”不带“者”字，难道后面就不指“人”？这里的“者”，其实只是语气词，“生而知之”、“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困而不学”只不过是四种人生的可能情况，和人的三六九等无关。主观上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就是自设其门，就是自“困”；而历史现实中，人确实有三六九等，这就是历史现实客观的“困”，是必须解之的。

显然，人的最好可能就是“生而知之”，但对于孔子来说，“生而知之”超出当下，“学而知之”才最切合当下。学，首先要对其困有所认识，更认识到去其困必假以学，因此“困而学之”，进而“学而知之”，才能以智慧解其困。“困而不学”，就会出现“民斯为下矣”。而“民斯为下矣”，也就是因为“困而不学”。没有人天生愿意落入“困而不学”的可能而不能自拔的，“困而不学”往往不是因为其惰性，而是社会的环境，特别在孔子时代，“学”被所谓的精英贵族所霸占，“困而不学”，实质是“被其困而不能学”，历史现实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三六九等，使得“民”得不到“学”的条件。孔子并不先验、抽象地谈论个体如何得到智慧的问题，个体，必须生活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之中，“学而知之”并不先验地适用于所有人，因为个体的现实性往往使得人只能“困而学之”，甚至“困而不学”。

在历史现实中，人必须得其“学”才能解其困。这个解其“困”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解一种客观条件制造的“困”，一个是意识形态所制造的“困”，因此“学”成为每个人的现实生存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一个让人“困而不能学”的社会是丑陋的、卑劣的，必须要改造之。孔子注重教育，主张“有教无类”，是与此密切相关的。所有把“困而不学”当成某种类型人的，都无法解释后面这句“民斯为下矣”，这里为什么无端多了个“民”字？上面的钱、李，就干脆把这个“民”给私吞了，不翻了，这显然不是严肃的态度，自己都搞不清楚，有什么资格出书，现在的垃圾书骗人，大多如此。而杨就更无耻了，竟然硬污蔑孔子认为“遇见困难而不学，老百姓就是这种最下等的了”，所有通过歪曲孔子而反孔的，都如此卑鄙。

圣人之道，就是把“人不知”改造成“人不愠”，而现实中，最切实的就是“学而知之”。但“人不知”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自设其“困”，把人先验、先天地分为三六九等。马克思说人的全面发展，何谓全面发展？首先就要无其“困”，反对把人先验、先天地分为三六九等，无论这种分类的基于人的智力、出身、社会分工、阶级地位等等。社会分工，是 “困”；官和民，也是“困”；阶级，是“困”；智力水平，也是其“困”。在“人不知”社会里，“困”就是根本之相，有其“困”必有其“愠”，必须“不相”之，才可能把“人不知”社会改造成“人不愠”社会。而相应的社会改造，首先要把“困而不学”社会状态改造成“困而学之”的社会状态，才可能达到“学而知之”的社会状态，然后才有可能使得所有人都能全面地发展，才可能使得所有人有“生而知之”的可能，才有可能成为“人不愠”的社会。否则，即使科学上使得人可以“生而知之”了，但社会结构上的“困”也只能使得这种科学更加深社会结构之“困”，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技术科学只能是手段，要实现“人不愠”的社会，必须从改造其“困”开始。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孔子说：所有人，天生地依赖天生而有智慧，是最好的；所有人，都能自由地学习且通过学习而有智慧，是稍差的；所有人，被分为不同类别而得到不同类别的学习，是更差的。所有人，被分为不同类别而某类人得不到学习的机会，这就是民众被当成卑下的原因啊。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杨伯峻：孔子说：“大概有一种自己不懂却凭空造作的人，我没有这种毛病。多多地听，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接受；多多地看，全记在心里，是仅次于“生而知之”的。”

钱穆：先生说：“大概有并不知而妄自造作的吧！我则没有这等事。能多听闻，选择其善的依从它，能多见识，把来记在心，这是次一级的知了。”

李泽厚：孔子说：“有那种无知而凭空造作的人，我没有这个。多听，选择其中好的而遵行；多看而记住，这就是知的次序、过程。”

详解：本章承上几章而来，难点在于“次”字，上面和通常的解释都不对。“次”，本义是临时驻扎和住宿。在古代，军队在一处停留三宿以上叫“次”。“知之次”，直解就是智慧的临时驻扎和住宿，这里把寻求智慧的过程比喻成行军，“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就如同行军中的临时驻扎和住宿，但都不是智慧的最终目的。现实智慧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人不知”变成“人不愠”。这站在社会发展的层面是如此，站在个人修养的层面亦如此。一个“不知”的人是不可能“不愠”的，即使对于个体来说，“不愠”也是一个很高的人生境界。

但智慧，如同过河之筏，没有智慧不行，以智慧为有所得、有所恃也不行。而真正有智慧的人，也不会以智慧为有所得、有所恃，更不会把智慧之皮毛、那些通常被成为知识的玩意当成有所得、有所恃。不过，在历史与现实中，都有一种叫腐儒的、现在更多被称为知识分子的，在前人尸体上啃咬，以为啃咬了几本书的书蠹也有了智慧，而且还以此以为就可以高人一等了，那就更可笑可怜了。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所谓“盖有”，就是大概存在，这和孔子对待“生而知之者”的态度是一样，不绝对地否认其存在。“不知而作之者”，就是没有智慧却凭没有智慧而有所作为的人。孔子说这种人大概会有，那究竟有没有呢？其实，现实中有的可能性几乎可以忽略。有人反驳说，那韦小宝算不算？站在知识分子或腐儒的角度，韦小宝当然只能算是流氓，怎么会有智慧？但站在另一角度，韦小宝又何尝没有智慧？在现实中，那些能成点事的人，如果不带有色眼镜，哪个不有点小聪明？当然，可以说聪明不等于智慧，但如果聪明都谈不上，就更别说什么智慧了。大智如愚，说的是其表面，而不是指其内心，更不是说表现得越愚蠢的越有智慧。所谓的正人君子爱说那些都是旁门左道，但干旁门左道的人多了去了，怎么只有少数的成功者？没有“知”，旁门左道也干不好的；而没有“知”，所谓的正道也是战胜不了旁门左道的。用苍白的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为自己壮胆或忽悠别人去卖命是没用的，历史的经验却一再证明，许多先前的旁门左道最终都成了康庄大道，而所有的所谓正道，都有着旁门左道的历史，对此，正人君子又能有什么解释呢？

“我无是也”，孔子说自己不是这样的，不是“不知而作之者”那样的，那究竟怎样？“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这与上面所说的“好、敏、求”是一回事情，“多闻、多见”，就包括了“好”与“敏”，如果没有“好”，就不可能“多”，而“闻”、“见”都是有所印证的，都离不开“敏”。“择”，“识”就是“求”，识别、选择的结果就要“从之”，根据选择的采取某种办法或原则，真正的“从之”，就是从现实逻辑出发分析、解决问题，最后实现对现实以及其逻辑关系的改造与革命。必须强调的是，“善者”，不能按道德主义的角度来理解， “善者”不一定是“好人”，“好人”也不一定是“善者”，何谓“善者”？在任何方面有超过自己见识、能力的，都是“善者”。以这个角度看，世人无一不是“善者”；但没有人是全能的，没有人是所谓的上帝，任何人都有其“不善”的方面。所以要依其见解不依其人，这才是“从之”，也就是“从善者”之“善道”。

上一章说了，“学而知之”，而“多闻”是“学”的最重要前提。没有“多闻”，就只能是井底观天之辈。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必须提供一种能够“多闻”的环境，如果全社会只有一种观点、一种思想，那如何能“多闻”？观点、思想的多样化，反而不会让人无所适从，而是人能最终智慧的最基本起点。注意，观点、思想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有“多闻”的条件，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的观点、思想后面都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控制着，一切违背资本的话语，很难在被资本所完全控制的渠道中得到放大，这种所谓的多元，其实也不过是皇帝的新衣。“人不知”的社会，最基本之一的就是在“闻”上的“不多”，而要改变“人不知”的社会，就要首先从“多闻”下手，不仅要“不相”一切对“多闻”的有形控制，更要“不相”一切对“多闻”的无形控制。否则，在资本、市场所控制的社会里，一切的“多闻”都只能是把戏。

“多闻”了，才有“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可能，而只有如此，才可能“多见”，“见”，不是表面化的见闻，而是经过自己的思考、比较、研究、实践后才形成的见识。一个喧哗的时代，可能是“多闻“的，但不大可能是“多见”的，因为所谓的“见”，都是人云亦云，都是东抄西剽，而一个“不多见“的社会、时代，是没有创造力的，更不可能脱离“不知”。见解，不等于见识，其见通透了，才有其识，否则不过是盲人说象，瞎掰而已。

而有了自己的见识，进而“多”，见识进而深厚后，才可以“识”。这里的“识”，不单指自己的见识之“识”，那只是书本上的，静态的东西，真正的“识”，要走出去，要真刀真枪地去辨别，更重要的是要去辩正，在“入世”中磨练，这样才会有真正的“识”。否则，如腐儒、知识分子的所谓见识，都是中看不中用的玩意，再多也是睁眼瞎。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孔子说：大概存在没有智慧却凭没有智慧而有所作为的人，我不是这样的。在一个能让每个人都能自由见闻的社会里，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见闻，选择超过自己的见解，依据其见解而不是依据有此见解的人或群体，深入探讨、吸收学习；进而让自己的见识逐步深厚，才能更清楚地去辨别、辩正各种知识的真伪、深浅。但这些都是智慧的临时落脚处，不是智慧的真正所在。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杨伯峻：子张向孔子学求官职得俸禄的方法。孔子说：“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的地方，谨慎地说出，就能减少错误。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 足以自信的地方，谨慎地实行，就能减少懊悔。言语的错误少，行为的懊悔少，官职俸禄就在这里面了。”

钱穆：子张问如何求禄仕。先生说：“多听别人说话，把你觉得可疑的放在一旁，其余的，也要谨慎地说，便少过。多看别人行事，把你觉得不安的，放在一旁，其余的，也要谨慎地行，便少悔。说话少过失，行事少后悔，谋求禄仕之道，就在这里面了。

李泽厚：子张问得官职、获薪俸的方法。孔子说：“多听，保留有怀疑的地方，谨慎地说那可以肯定的地方，就会少犯过错。多看，不干危险的事情，谨慎地做那可以肯定的部分，就不会失误后悔。讲话少过错，行为少后悔，官职薪俸便自然会有了。

详解：本章难点在“禄”字，上面三位如通常般把“禄”当成“禄位、俸禄”之“禄”，由此而玩“官本位”的把戏，却不知道这只是后起的意思。“禄”的本义是“福气、福运”，《说文》：“禄，福也” ，而《诗经》也有“天被尔禄”。这是当时的人普遍想法，“禄”是上天施与的。其实，直到今天，这也是中国人的普遍想法，否则看相算命之类就不会如此长盛不衰。站在文化类型的角度，人类社会最早的文化类型是所谓的“巫文化”，像“天被尔禄”，就是典型的“巫文化”，而孔子这里所打破的，正是这种“巫文化”的逻辑。但实际的中国历史，传承的却不是孔子的，而是用“巫文化”所改头换脸的孔子。孔子所反对的，最后却被包装成孔子，这在世界历史上却不是一个特殊的现象，马克思的遭遇就更现代、更惨烈了。伟大的思想，最终的命运都逃不过这种改装，但伟大的思想是无法最终改装的，这同样是历史的常态：伟大的思想总要“春光乍泄”。

子张，孔子晚年的学生，他来孔子这里，希望“学干禄”，也就是学习如何求得福气、福运。“干”，平声，“求取”的意思。在“人不知”的现实社会生存，永远离不开的，就是这个“干”。能“干”所“干”的，最重要的就是所谓“名”、“利”两字。这两字，无人能逃，而两者互相依存，一般人所谓的好福气、好运气，也离不开这得“名”得“利”。有号称不要“名”、“利”的，基本都为“干”的失败者，失败了，就逃，最终得一个看破“名利”的虚名，还是在“名利”之中。中国文人经常装出很喜欢陶渊明的样子，且不管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这“隐”之名，所谓“不同流合污”之名，才是真要“干”的。所谓“田园”，陶渊明还能真比得上任何一个真正的农民？陶渊明之流不过是失败了，逃避到一个幻境里去自渎而已，其后文人在陶渊明的自渎里继续自渎，得“清名”、“高名”，得“千古留名”之“利”，又何能脱离这“名、利”二字？现在，大家都脱光光，直往“名、利”去，这倒显得不那么虚伪，有点可爱了。

孔子生活在现实之中，当然不会虚伪地逃避现实的“名、利”。但站在孔子的角度，他“干”的是“大名、大利”之“禄”，何谓“大名、大利”？就是“圣人之道”，就是把“人不知”的世界改造成“人不愠”的世界，这才是真正的“名、利”，也才是真正的“禄”，真正的福气、福运，这才是全人类真正的幸福。当然，子张要问的，只是个体的福气问题，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了，没有人真正希望自己没有福气、福运的，就算是有被虐倾向的人，也有他的福气、福运，对他来说，能让他很爽地被虐，就是福气、福运了。因此，如何能“干禄”，这是个体生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当然，对于国家、社会，其道理是一样的。

孔子的回答，完全不涉及“巫文化”的“天被尔禄”。有人可能要反驳说，《诗经》是孔子编撰的，如果孔子并不同意这种思想，为什么会保留“天被尔禄”相关的诗。这种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就像本ID现在解释孔子，并不是说孔子的境界就是本ID的境界。本ID多次说过，孔子、马克思都不是究竟，但如果你连孔子、马克思都搞不明白，就更无法究竟。在人类所有的思想中，孔子、马克思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了，必须先把握他们才能论及其余。但别以为这就是禅，这就是本ID的思想，和这个毫无关涉。本ID就是看到从来没人能真正理解孔子，都是曲解，所以才费这工夫写写孔子的事情，但这和本ID又有什么交涉？孔子、马克思又怎能明白本ID的境界？同样道理，孔子当然可能编撰与“天被尔禄”相关的诗，但“天被尔禄”的“巫文化”玩意，又如何能明白孔子的境界？

其实孔子的回答，完全从上章而来，“多闻”、“多见”，这都是智慧的前提。孔子的话，简单概括，就是“福智两全”。“阙”，去除；“尤”，过失；“殆”，危险；“悔”，过失。“言寡尤，行寡悔”是典型的互文，就是“言行都少过失”的意思，把“悔”解释成“后悔、懊悔”等，是不明白互文的语法功能。“多闻阙疑”，见闻广泛从而去除疑惑；“多见阙殆”，见识深厚从而去除危险。既然疑惑、危险都去除了，为什么还要“慎言其余”、“慎行其余”？其实，没有疑惑才是真正的大疑惑，人的言行，有哪个不是自以为很有把握才言行的？人的失败，总是在其最有把握、毫无疑惑的地方；而自以为没有危险才是最大的危险，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了。疑惑、危险，对于人生来说是“不患”的，是没有位次的，人生就是充满疑惑、危险的。人的生命，如风中烛，随时随地都可以被吹灭，至于人的疑惑，那就更多了，随时随地都在两难之中。“疑”、“殆”，都是“不患”的，正因为“疑”、“殆”的无位次，才有“阙疑”、“阙殆”的位次。但这位次之“患”，如沧海之浮沤，而“其余”是沧海，“不患”的“疑”、“殆”是沧海，因此只能够“慎言其余”、“慎行其余”。

“慎”，一般都解释成“谨慎”？那什么是“谨慎”？哈姆雷特那样算不算？如果是个大傻瓜，无论如何地谨慎言行，还是大傻瓜。谨慎是与所在位次相关的，有如此的见闻、如此的见识，才有如此的谨慎，如此就是位次。而腐儒把“慎”搞成“谨慎”的把戏，然后用一个“谨慎”的名言把中国人最后都搞成谨小慎微的孬种，其“尤”其“悔”大矣。“慎”，通“顺”，“遵循”的意思，该种用法在先秦时代十分常见，例如在《墨子》、《荀子》、《管子》、《韩非子》里都有。“遵循”什么？就是“多闻”所闻、“多见”所见。人的一切，只能从现实出发，只能从现实当下的位次出发，而现实当下的位次不是凭空而来的，自“闻”所闻、自“见”所见。但“闻”、“见”必须“多”，才可能“慎”，否则不过是人云亦云、人行亦行而已。

而“言行其余”，离不开“闻见”的位次，有如此“闻见”，方有如此“言行”。 “多闻见”，然后才能“慎言行”；在“多闻见”基础上的“慎言行”，才可能“寡尤悔”，才可能“禄在其中矣”。在孔子这里，人之“禄”源自人之“言行”，而非“天被”。“人”，包括类与社会以及个体意义上的人。人类的福祸、人类社会的福祸、个人的福祸，国家的福祸，都是自己的言行造成的。要“干”其“禄”，孔子指出了其中唯一现实的可能，就是：多闻见、慎言行、寡尤悔。遵循这九个字切实下去，才可能成就“福智两全”。“福”之“全”离不开“智”之“全”，而“智”没有“福”之“全”，只是苍白之智，无补于事。本ID有两句诗是评价毛氏的：“曾经天地齐同力，毕竟英雄不自由”。“福智两全”，则“天地齐同力”；“福智相偏”，则“英雄不自由”。“多闻见、慎言行、寡尤悔”，须臾不可离矣。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孔子说：子张求问获取福运的方法。孔子说：见闻广泛而去除疑惑，见识深厚而去除危险，遵循如此“闻见”而如此“言行”，那么言行都会少过失。言行少过失，福运在其中啊。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杨伯峻：孔子说：君子用心力于学术，不用心力于衣食。耕田，也常常饿着肚皮；学习，常常得到俸禄。君子只着急得不到道，不着急得不到财。

钱穆：先生说：君子只计谋于道，不计谋于食。耕田也有饥饿的时，学道也可得禄食。所以君子只忧道之不明不行，不忧贫不得食。

李泽厚：孔子说：君子考虑事业而不考虑吃饭。去耕田，也常挨饿；去学习，倒可以得到薪资。君子担忧事业，不担忧贫穷。

详解：对本章的曲解，为秦汉以来对孔子的曲解及五四以来对孔子的批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口实。如这三位一样，所有曲解都源于不知何谓“谋道”、何谓“谋食”。按通常的曲解，说孔子是大混蛋，确实一点不冤。按曲解的“君子谋道不谋食”，那只有两种可能：一、人人都当君子了，个个谋道不谋食，但“道”能当饭吃吗？而这种可笑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更可笑的是，在某个反孔最猖獗的年代，人人谋新人之道，割物质尾巴，精神凌驾物质之上，谋道不谋食地把对孔子的曲解闹剧般演绎，高潮迭起地让反孔的成了最忠实的孔子孔孙，这，确实是一出精彩的历史闹剧；二、让一小部分人先“君子”起来去谋所谓的“道”，另一部分人成为所谓的“小人”去谋“食”来供养“君子”的所谓“道”之谋，这种历史悲剧，在奴隶、封建社会广泛存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更成为最普遍的现实，所有的人，都成为谋“食”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君子只有一个，就是“资本”，真正的“道”只有一个，就是资本之“道”，所有的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无一例外地成为“资本”君子所统治下的“小人”，“小人”的谋食欲望与行为成就“君子”谋道的道德光芒，这，就是所有“人不知”世界里人与人关系的真相。

而真正的混蛋是那些把孔子曲解的人，包括所有挺孔与反孔的人，都是十足的混蛋，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搞清楚孔子究竟说的是什么。在“道，不同、不相为谋”一章里，本ID有这样的话：““谋”，就是“征求解决疑难的意见或办法”，引申为“谋划、商量办法”等，《论语》后面还有所谓“谋道”、“谋食”的说法，和这里的“谋”是一致的。”正如这段话所指出的，本章的“谋”，不是通常所理解的“营求”，而是指“谋划”。对于人来说，所有的行为、思想、欲望，背后都有一定的“谋划”、“意向”模式，孔子对这些模式进行高度的总结，划分为两种：道之谋与食之谋。这是人类所有欲望、思想、行为等的两种最根本模式。

何谓“食之谋”？就是“馁、耕、食”三位一体。“馁”，饥饿，如果人人天生都不会饥饿，那就不存在“食“了；如果哪一天，人不用吃饭就可以活着，一切阶级、分工等等就自然会消失了。如果人人都不用吃睡、长生不老，个个能穿越宇宙、把太阳当足球踢来踢去，试问，人类的社会模式还可能一样吗？马克思、孔子理论的出发点都很简单，就是现实人的存在，现实的人都要吃、都要死，只要该前提存在，马克思、孔子就万古不磨。“馁”了，就要“耕”，天上不能掉馅饼，这样就必然有物质的生产、进而有社会的分工、最终形成一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所构成的社会结构。“耕”了，才能“食”，这个“食”的分配问题，就成了所有阶级社会的核心问题。“馁、耕、食”，概括了“人不知”社会一切的行为模式，所有与“人不知”社会相关的理论、实践，都离不开这个模式。

孔子的深刻还不在于仅仅指出了“人不知”社会的这种必然模式，而在于明确指出“耕也，馁在其中矣”。本来，因为“馁”、所以“耕”，但在“人不知”的社会里，“耕”却不能消灭“馁”，反而要不断产生“馁”。这里有两种含义：其一， “馁”产生一定的“耕”，相应又激发出新的“馁”，生产力的发展更激发起人类新的欲望，“得陇望蜀”，人类的欲望不断延伸，人类的创造力也不断延伸，人类生产力更不断延伸，这不断构成人的类层面上“馁、耕、食”的恶性循环；其二，一定的“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下，相应产生“食”的一定分配模式，使得相对的“馁”成为“人不知”社会的常态，“耕”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往往不能消灭“馁”，反而是不断制造“馁”，这构成了人的社会层面上“馁、耕、食”的恶性循环。

对以上两个恶性循环，孔子都是坚决反对的。第一个恶性循环，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该循环之所以是恶性的，就是其对应着一个荒谬的前提：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中，自然有无限的空间允许人的欲望无限地膨胀，相应地，生产力可以无限发展，物质可以无限可分，人类被假设成一个只要给予足够时间，就可以无所不能的“准上帝”。这样的假设，其荒谬性已经在人类的实践中被不断证明，而孔子在2000多年前已经明确指出。第二个恶性循环，涉及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在那种荒谬地假设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里，“耕”成为了新的“准上帝”，无论是斯大林式还是英美式的资本主义，这都是其社会构建的思想核心。斯大林式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黑格尔化，社会的发展被当成一个必然的绝对过程；而英美式把“看不见的手”当成“上帝”，把市场当成“上帝”，本质上和斯大林式把社会发展规律当成“上帝”的逻辑是同构的。所有类型资本主义的共同荒谬逻辑，都要假设一个“看不见的手”，斯大林式资本主义如同天主或东正教，而英美式资本主义如同基督教，前者的救赎需要一个如同教会般的社会运动的媒介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绝对性、必然性进行人间的催眠，而后者的救赎可以直接、个体地在市场里“因信称义”，用所谓的市场、市场规律，以及每时每刻的资本自渎进行同样人间的催眠。上帝是没有的，所有的上帝不过是人的自渎。这类人间的催眠，无论如何表面地不同，本质上都要自渎出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只“上帝的手”来精液般去理论着、实践着、意识形态着。这宗教传统与资本主义模式间的对应关系，虽然是本ID发前人所未发，但在欧美历史中却有着最直接的印证：斯大林资本主义在东欧南美等天主或东正教发达的地区生根发芽，而英美式的资本主义在西欧北美等基督教发达的地区根深蒂固。

孔子明确地反对这两种荒谬的逻辑，明确地反对各种“上帝”、“准上帝”的思维、行为、社会模式。孔子明确指出，“馁、耕、食”的“食之谋”，必然导致“人不知”社会的恶性循环。孔子提出的是“君子谋道不谋食”，“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首先就要打破这种荒谬的“食之谋”，从而彰显“道之谋”。何谓“道之谋”？“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对“馁、耕、食”的“食之谋”“不同、不相”也。“道之谋”，不离“闻、见、学、行”，前几章已经反复强调“多闻”、“多见”的重要，“闻、见”是“学”的基础，没有“闻、见”，就无所谓“学”，而没有“学”，就无所谓“行”。在第二章里，明确指出了“学”包含两个不能偏废的方面：1、对照；2、校对。而这个对照、校对，都是在“闻、见”的基础上，都是在现实的基础上。“闻、见”之“多”，归根结底不离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这两个方面，那种从“馁”出发的“闻、见”，是不可能“多”的。要“多闻、多见”，进而能真正地“学”，真正地面对现实进行对照、校对，前提是对“馁”的“不同、不相”。

恩格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向量加法的比喻：每个人构成一个向量，而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就是所有向量之和。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共同方向无限扩张的“馁”之分量，那么，无论人类社会如何改朝换代，这总和之中，以“馁”为基础的“馁、耕、食”模式就不可能改变。要改变这种模式，就必须要对“馁” “不同、不相”。注意，这里并不是要鼓吹禁欲，而是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通过对自然以及自然与人关系的“多闻、多见”，使得能通过相应的“学、行”去把人类的“馁”“对照、校对”在一个自然与人的现实关系能允许的范围内。人的自觉，首先是对人之“馁”的自觉，因为不自觉、无限制的“馁”只能导致人的灭亡，而人的存在是一切关于人的理论、实践的唯一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一个理论、实践都是废话。

但对“馁” 的“不同、不相”，不是要去制造什么新人，不是要去延续那些灵魂改造的闹剧。所有关于人性改造的谎言与妄行，都有着人性存在先验性的荒谬前提。人之“馁”，并不是先验存在的，并不是“不患”的，而是有其位次的，是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现实关系中不断位次的，只要这种现实关系存在着，人之“馁”就会不断产生。需要改造的是现实本身，而不是人本身。由此可见，一切以国民性、人性、灵魂改造为前提的，即使披着马克思外衣的人，却依然掩盖不了其彻头彻尾的不马克思。任何以国民性、人性、灵魂改造为前提的，其实质就是不敢去触动或变相保护真正根本的现实利益。而不从“耕、食”出发，不对“耕、食”进行“不同、不相”，不可能有真正的对“馁” 的“不同、不相”。

“耕、食”关系中，在现实中，最根本地，就是显示出相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分配制度。而站在人的社会层面，分配制度是最关键的。“民以食为天”，这里，不单单指“吃”相关的“食”，更指一切与人的欲望满足相关的“食”，以及一切相关的分配制度。前面的分析里已经详细说明，以“馁”为基础的“耕”，必然导致“馁”的常态，从而延续、扩大“馁、耕、食”的恶性循环，而以“耕”为基础的“食”，同样如此。“耕”为基础的“食”，也就是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在生产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决定了分配中的主导地位，这里就关系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关系，私有制必然导致拥有生产资料的一方在分配中拥有统治的地位，从而导致在社会层面，阶级性的“馁”的必然存在。所谓阶级，归根结底是由生产资料的私有关系所决定的。因此，要打破这种社会层面的“馁、耕、食”的恶性循环，必须对“耕、食”进行“不同、不相”，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对“耕”中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关系进行“不同、不相”。

当然，可以通过国家的力量，在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对“食”中的分配进行调节，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恶性循环依然。而更重要的是，站在现实的层面，一个由不同国家组成的世界，除了各国内部生产资料私有所带来的恶性循环，因为生产资料占有程度不同所带来的国与国之间的“馁、耕、食” 恶性循环，同样是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现象。这种恶性循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时代能实现类似国家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对“食”中的分配进行的相应治标性调节，就更不用说治本了。而治标是没用的，关键要治本。归根结底，不推翻私有制，一切都是瞎掰。

对“馁、耕、食”的恶性循环进行“不同、不相”，就是要将之改造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在人的现实存在中，“馁、耕、食”是不能改变的，“道之谋”是不能脱离“食之谋”的，否则，所谓的“不同、不相”就是自立其相了。正因为有“馁、耕、食”恶性循环之相，才有“道之谋”的“不同、不相”。这里，必须在“多闻”、“多见”的基础上“对照、校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所“需”，按照这个所“需”来确定“食”的分配，由此分配而确定其“耕”，从而构成人的现实之“馁”。也就是说，“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就是要把“馁、耕、食”的“食之道”恶性循环通过“不同、不相”反过来，形成“食、耕、馁”的良性循环。人的自觉，人类的自觉，就在于对现实之“需”的“闻、见、学、行”上。

以欲望、以“馁”决定所“需”的，不过如禽兽、畜生，而人之“需”，必须首先要成为“人”，成为“天地人”结构中的“人”，成为“天地之心”，这样才资格成为真正的人。在“天地人”结构中，人之“需”的确定，只能在对人与“天地”关系的“闻、见、学、行”中进行，而这个确立，是“不患”而有其位次的。因为对于“人”的存在来说，有一点是“不患”的，就是“人”必然在世界中存在，必然在“天地”中存在，人存在的状态，必然在“人”与“天地”的结构关系中得到确立，这种确立是“不患”的，无论人类是否自觉，这个“不患”是无可改变的，除非人类有一天可以不在“天地”中存在。而自觉的人类，会在这“不患”中变其位次，从而使其所“需”也因此而位次，这就有了“食、耕、馁”不同位次的良性循环。而这，才是孔子所说的“道之谋”，也才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真正解决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所谓的解决，并不是停止不前，反而是一个真正的开始，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良性循环的真正开始，这也才是孔子、儒学站在“天地人”结构中所说的真正的“和谐”。

所以，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这个“学”，这个“天地人”结构中人自觉的对照、校对，是“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关键所在，“多闻、多见”，归根结底是为了“学”，而“学”的目的是为了“行”。而人类真正的幸福，真正的“禄”，就在“学”之中。因此，“君子忧道不忧贫”。所谓“贫”，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的，归根结底就是“馁、耕、食”恶性循环的必然结果，在此间打转，是不能打破的，担忧也没用。在“食之谋”打转是没用的，必须“闻、见、学、行”“道之谋”，把“馁、耕、食”的恶性循环“不同、不相”为“食、耕、馁”的良性循环，才是真正的解决。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孔子说：“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按“道之谋”谋划而不按“食之谋”谋划。以人的欲望饥饿为基础的生产，新的欲望饥饿就在其中啊；以人与天地关系中对照、校对确定人之所需，福运、真正的幸福就在其中啊。君子只担忧如何“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道之谋”，而不担忧“馁、耕、食” “食之谋”的恶性循环必然导致的人在物质与精神上的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