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论》的主要部分写于1790年,本是柏克给一位法国人杜邦的长信,是对刚爆发不久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直接思考和评论,同时也论及当时伦敦某些团体有关该事件的行动和态度。作者赞扬英国的“光荣革命”,甚至也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美国革命,反对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压迫政策,然而却激烈批评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作者说他热爱自由,但是是爱“一种高尚的、有道德的、规矩的自由”,他认为自由的前提是秩序,而不是砸烂文化传统和盲信抽象理性的重新设计。
柏克以英国为例,认为自由乃是我们得自祖辈的一项遗产,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通过渐进争取和改进得来的。它并不割断我们的亲情和信仰纽带。凡是从不向后回顾自己祖先的人,也不会向前瞻望子孙后代。而懂得保守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人,也才是真正懂得自由。自由也不是那种颠倒和改变事物自然秩序的一律平等。一切事情都应当开放,但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毫无区别。甚至于,从默默无闻的状况到荣名显赫的道路不应该弄得太容易,即便有罕见的才能,也最好经过某种困难的磨练和斗争的验证。他认为人们在热衷于普遍权利理论的时候,不能全然忘记人性,忘记人的自然差别。
柏克当时就已预见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作为一个事件将以走向专制主义而告终,但他也同样预感到由其代表的时代的总趋势却无可避免,预感到在人类的面前,毕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以下是曾被萨谬尔逊引用在他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开首的一段名言:“骑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家和计算机的时代”。
我愿意接着引录柏克随后的一段话:
欧洲的光荣是永远消失了。我们永远、永远再也看不到那种对上级和对女性的慷慨的效忠、那种骄傲的驯服、那种庄严的服从、那种衷心的部曲关系——它们哪怕是在卑顺本身之中,也活生生地保持着一种崇高的自由精神。那种买不到的生命的优美、那种不计代价的保卫国家、那种对英勇的情操和英雄事业的培育,都已经消逝了。那种对原则的敏感、那种对荣誉的纯洁感——它感到任何一种玷污都是一种创伤,它激励着人们的英勇却平息了残暴;它把它所触及的一切东西都高贵化了,而且邪恶本身在它之下也由于失去了其全部的粗暴而失去了其自身的一半罪过——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第101页)
柏克的话也许并不完全公允,因为我们也从新时代得到了一些我们想要得到和同样珍视的东西,新时代还有自己的光荣,有时候我们也必须有所选择: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时甚至还谈不上选择:你被卷入了一个势所必至的大潮。但无论如何,有些东西我们也许放弃得太快了,而在这些我们惟恐弃之不及的东西中,却有一些今天的人们只有细心体会才能把握、深具魅力和美感的成分。
从上面这段话我们也可以大致领略到《法国革命论》的风格,这是一种富于感情、汪洋恣肆,大段雄辩的风格,加上《法国革命论》作为书信在结构上未分章节,又涉及到一些当时的具体人物和事物,所以,甚至可以说这书颇不好读,但是,我想我们费一点力气来读它还是很值得的,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思考革命事件的另一面,也有助于我们反省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的另一面。
(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