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互惠与知识征服

　　今天，生活在地球村的人们日益感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也许知识分子对这一点感受最深。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的交流就是—种知识的互惠、互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对于外国知识的汲取无疑是重要的，是—个国家现代化的必须。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这种知识的交流中，也能获得意义和收获，扩大自己的视野，可以看到一种在现有知识框架中难以想象的生活和知识，理解一种不可能的可能，因此改变老子天下第一的观点。 
　　但是，在有些方面，我在我的法律社学调查中发现，这种知识的交流对于有些群体来说只是—种不得已，一种被迫。就其现有的生活而言，他们本来未必需要这种知识，他们需要这种知识仅仅因为他们需要同一些陌生人打交道，他们需要了解对方，以便利用对对方之了解来保护自己，或获取某种利益(包括对方的认同)。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但是为了避免过分专业化，我在此仅仅从日常生活切入这个问题，但是道理并不限于日常生活。 
　　每年，北大校园里都有这样一些孩子，他们一生乡土气走进校园，但是他们或多或少地会受到某种歧视，他闪不懂莫扎特、贝多芬，不懂梵高、莫奈，不懂卡夫卡、博尔赫斯，不懂福柯、德里达，因此，尽管他们可能学业不错，但是在大学校园的文化环境中，这些人总是缺少某些东西，缺少某些“知识”，显得土老帽。为了让自己适应环境，抛弃这些土气，她或他必须了解城市人的习惯。于是，总有不少学子就会花费相当的时间、精力来学习这种“知识”，装点自己。他们会把一些自己其实并不真正喜欢，也不真正需要、甚至未必是知识的东西当成一种获得这个社区的承认的执照。他们会学着喝咖啡，学着跳舞，学着吼摇滚、学着(如果有钱的话)在情人节买一枝红玫瑰而不是其他什么花送给自己喜爱的姑娘。他们在学习这些“知识”时会很认真、很执着，甚至比对学业更为执者。也许四年或七年之后，也许是10年之后，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变了，变得很温文尔雅、绅士风度，变得很妩媚靓丽、风姿绰约。他们也能同其他人一块谈论先前他们不熟悉人和事了。他们成了白领。他们不说给我—张纸，而说给我一张paper。 
　　有些人也许就这样永远变了。但是，也有不少人，其实骨子里一点都没变，他们在内心深处也许仍然真正喜爱的是故乡的秦腔、花鼓戏，而不是《费加罗的婚礼》；也许是陕北的“酸曲”，而不是迈克尔·杰克逊；也许是民间的剪纸，甚或是近代从西方引进但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现实一部分的写实主义油画，而不是抽象派；喜欢的是金庸的小说，而不是《第二十二条军规》，不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而且说不定哪一天，他被压抑的偏好又都重新显现出来，如果环境允许的话。例如，当他因为无法获得认同而心灰意懒不再追逐周围的承认时，或者已经功成名就而很容易被人认同时，他就不在谈论这些了。如果他追求的女孩子己经为他的妻子，他就不会再买一束玫瑰花，也忘记了情人节。他的“劣根性”就暴露无遗了。注意这里的引号。 
　　这种现象在近代以及当代中国都不少见，可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少见。我也不想简单地说好说坏。也许中国的过去的—个世纪中，也就是在这种“假白领”的摇摆中发展起来了，变得日益西化了。但是，有这种必要吗?这种模仿和学习，注意，仅仅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模仿，这种谈资上的模仿，这种举止作派上的模仿和学习，到底有什么效用?对人类社会福利的增进?以及对谁的效用? 
　　我并不反对西方的文明，我也不反对—个人更文明起来，谦种礼貌，博闻强记；特别是如果他自己的选择。但是如果这一切不是为了自己的需求，不是为了自己的福利，同时出没有增进社会的福利，相反仅仅是为了遗忘自己，为了—种风尚，那么我觉得这种表面看来个人性的实际是社会化的大规模投资是没有效用的，没有福利的。甚至是压迫性的。它不仅压迫自己，也压迫他人。我曾经见到自己的同代人，为了圆自己的梦，甚至硬逼着自己的孩子学习钢琴、小提琴，仅仅是为了圆自己年轻时代的梦。结果是孩子成了父母自我补偿的工具。 
　　这是一种弱势文化的畸变。一种对自己的不自信。这是这种表面的知识的交流和互惠实际是一种文化的压迫和消灭。 
　　但是，我不想过多地讨论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在—定程度上都与个人有关，如果说是悲剧，到处都有这种悲剧，没有太多的讨论的必要。我关心的是这种现象的背后，在我看来，理想型的知识互惠所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而不是一般地谈论知识的互惠这个条件就是知识生产和输出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还不是个人之间的，而是国家之间的，文明之间的。没有经济实力的平等，同属于生活的习惯和便利的东西就没有很多交换的价值，由此而来就没有对于自己的自信以及对他人和自己的适度尊重，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知识互惠，有的只是互惠背后的强加，有的只是认同的自我改变，有的只是文化的自我消灭。明年前，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崛起之前，韦伯的学说成为亚洲学者头上抹不去的—份阴影，而70年代以后，韦伯关于儒家学说的观点至少受到了某种挑战。人们至少不再认为儒家学说与市场经济不兼容了。 
　　也许还是邓小平说得对，“发展才是硬道理”，知识的交流和互惠只有在人们富裕起来，有了自信心，有了自主性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的流动是随着权力关系变化的，构建一个知识互惠模式不解决知识交流和互惠的问题。说不定知识互惠的话题本身就是—个知识强加的新战略：就如同关于人权的对话从来也不是为了对话，而仅仅是为了征服。 
　　不要误解了我的这番话是一种抵抗，或是一种抵抗的姿态，有什么民族主义的情绪之类的东西，尽管人们很容易这样理解。我其实并不是在抵抗，也不是发出抵抗的宣言。到了这个年龄，到拿了洋博士回来之后，再搞这一套，且不追究是否沽名钓誉、故作姿态，也不会有多少人信的。其实，我只是指出—个现实，我和你都处在这种宿命之中的现实。而且我的例子也表明，这种知识强加现象不仅在跨文化交流中存在，而且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这个强加者和被强加者可能同时是你、是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尼采意义上的人，—种不断斗争着的人，是“超善恶”的。或者用老子的话说“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如果，理解了这—点，也许我们会发现，重构知识互惠模式也许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努力。有意义的只是生存的斗争，只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