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沧桑中的萨特

　　1980年4月15日，萨特逝世于巴黎鲁塞医院，终年75岁。当时的法国总统德斯坦对此发表谈话称：“我们这个时代陨落了一颗明亮的智慧之星。”唁电像雪片一样从法国各地飞来，世界各国的舆论也纷纷表示哀悼。4月19日，萨特遗体下葬蒙巴那斯公墓，数万群众自发跟随灵车，哀荣之盛，无疑是法国20世纪最隆重、最触动公众感情的一次葬礼。

　　善于制造和享受轰动效应

　　作为精神文化领域里的一位巨人，萨特留下了丰厚的业绩，其论著、作品有五十卷之多。在哲学上，他是20世纪存在主义首屈一指的代表，其专著《想象》、《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辩证理性批判》与《方法论若干问题》等，已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发展史中的经典。

　　哲学家萨特的非凡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体系与思辨的大师，而且善于把他的哲学带进人的生活，与人的生存状态活生生地结合起来。他哲学思想的核心“自我选择”已发展成为一种生活哲理，影响着二战后一代又一代人，在法兰西乃至全球范围，生命力都强盛不衰。

　　在文学上，萨特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一位哲理文学巨匠。他把自己的存在主义哲理与现实生活形象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以清晰鲜明的古典文学形式诠释崭新的现代思维内容，创造了出一系列既有形象感染力、又具有深邃意蕴的杰作。其境况剧：《苍蝇》、《间隔》、《死无葬身之地》都曾是脍炙人口的作品，或在舞台上、或在现实生活里都不同程度地产生过轰动效应。他的小说巨著《自由之路》，被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史诗。他的短篇小说也隽永而充满魅力。他的自传《文字生涯》虽篇幅不长，但价值很高，可与卢梭的《忏悔录》比美，其严酷的自我剖析精神堪称典范，显示出作者独特的人格力量。他的多种文艺理论与多部文学传记，都以特具深度、分量厚重而著称。他的大量政论杂文则充满了激昂的战斗精神，在现实社会中产生过巨大影响。

　　萨特是法国文学领域内作家兼斗士这一特定传统中的重要一员。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18世纪的启蒙作家伏尔泰，后又被雨果、左拉与法朗士这些伟大的作家所继承，而萨特像这个传统中的先行者一样，十分自觉地、积极地介入自己时代的社会政治斗争。在二次战期间，他参加过抵抗运动，还以笔作为武器，其号召抗暴复仇精神的剧作《苍蝇》就是抵抗文学的名著。从五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他一直是西方社会现实的批判者，是国际暴力的抗议者，在朝鲜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问题上都发出过高亢激进的声音。在国际上两大阵营对峙的时期里，萨特显而易见是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因此，他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同路人。直到60年代后期，在“布拉格之春”与阿富汗战争之后，他才改变了对苏联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思想上左倾的结束，事实上，他在后期已经成为法国极“左”派的精神支柱。

　　萨特可谓是轰轰烈烈地度过了一生。在20世纪的思想史、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能在生前不断地享受着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善于制造社会轰动效应。例如，在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他的哲学思想与文学作品大为流行，风靡欧美以及日本等国，狂热的青年甚至在服饰与语言上都力求标榜出对萨特的信仰。此时，萨特俨然一代宗师、一朝教主接受着青年一代的膜拜，虽然他在1945年的一次会上还这样宣称过：“存在主义，我不知此乃何物。”

　　又如1964年，瑞典皇家学院决定授予他诺贝尔奖，他坚决予以拒绝，表示“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诺贝尔奖的授奖台这个高不可攀的地方有史以来竟头一次受到了轻视与冷落。“此时无声胜有声”，萨特的缺席比他的出席更引起全世界的惊愕与震动。

　　再如，到了60年代后期，他又在“自我选择”哲理的善恶标准中注入了新的内容，即实践介入的内容、与群体结合的内容，再加上他频繁的激进社会政治活动，使其进一步成为法国极“左”青年的精神领袖。他走上街头叫卖极“左”派的报纸，引起全球的关注。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了萨特生前在精神文化领域中那种挥斥方遒、闲庭阔步的王者风范，而他的逝世与葬礼则最后给他戴上了耀眼夺目的“光圈”。

萨特


　　20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沧海桑田式的变化，万事如此多变，萨特头上的“光圈”是否依然辉灿？月尚有阴晴圆缺，盈满到了顶点，也就是缺损的开始，萨特亦在所难免。萨特逝世以来的20年，正是他的“光圈”有所暗淡、声誉有所下降的20年，他原来如日中天般的声望受到多方面的无可置疑的挑战与冲击。

　　是“光圈”消失了还是读者冷静了

　　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冲击。萨特自诩为一个思想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我行我素、天马行空，他继承了西方文化中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原则，并有创造性的发展，但他同时又是当代西方社会、西方政治、西方规范最激烈的批评者，因此，他被传统力量贬称为“骂娘的人”；他对马克思主义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对当代社会主义潮流表示了友善与亲近，但他同时又采取独立的立场，他的思想更是明显地与严格的社会主义思想规范有诸多不合，因此，又被社会主义方面视为异己。他逝世后不久，其作品就在中国被当做“精神污染”加以批判，规模之大，是出人意料的，特别是他“自我选择”的哲理成了被批判的重点。

　　来自道德方面的冲击。众所周知，萨特虽然是一个有人格力量的人，但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德之士。在私生活方面，他公然无视传统的观念与规范，与西蒙娜·德·波伏瓦结成终身伴侣，但末结婚，而且双方都充分保持各自的性自由。这些隐秘的经历被披露于世。1993年，比安卡·朗布兰的《被勾引的姑娘的回忆》在法国出版。作者在这本回忆录里追述了她在17岁时被萨特与波伏瓦“始乱终弃”的受伤害的经历，描述了萨特、波伏瓦与另外的女性第三者结成异性恋与同性恋、混杂的“三重奏”性伙伴关系。此书出版后甚为轰动，很快就被译成其他文字在世界流传，报刊也大加报道与评论……这无疑对萨特头上的“光圈”、对他与波伏瓦关系的佳话均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此外，还有不止一部萨特传记也都披露了萨特这一类令人尴尬的老底。在我国，一位文化界著名人士在读过这些萨特传记书籍之后坦言：“我对这两位作家的敬慕心大减。”

　　对缩小萨特的“光圈”起了特别重大作用的，还是社会历史进程本身。任何人、任何事都只有通过时间的考验，才具有持久的价值、永恒的价值。20世纪充满了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各种意识形态体系、各种国家民族、各种势力集团的复杂矛盾与激烈冲突，这个世纪的历史进程是反复多变、曲折复杂的。在这样的环境与条件下，习惯于对各种问题表述观点与意见的思想界人士，“一贯正确”只能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境界。如果慎之再三、如履薄冰，那么步入历史误区的可能性会相对少一点，但萨特作为一位作家、哲学家，不仅非常社会化、政治化，热衷于卷入各种思想文化争端与社会政治斗争，而且凭借自身的声望与才华、信仰与自信，在具体的政治社会事件与极“左”思潮中投入得太执著、太淋漓尽致了，丝毫没有保持适当的距离，没有采取一个思想家应该具有的高瞻远瞩的超然态度，倒把自己的阵营性、党派性（虽然他并未正式参加法共）表现得极端鲜明。因此，当他所立足的阵营与派别在历史发展中黯然失色、甚至成为历史的时候，人们就看到了萨特所立足的基石、所倚撑的支点悲剧性地坍塌下去，他的激情、岁月、精力、思考、文笔几乎大部分付诸东流，其十卷文集《境况种种》中相当一部分就是这些内容。虽然，萨特与波伏瓦生前都十分重视这一套文集，视之萨特留给后代的一份主要精神遗产，但时至今天，世界文化领域里一茬茬新读者，已经很少有人对其中的政治与社会评论感兴趣了。

　　虽然20年来，萨特的声望受到了冲击，但他在思想史上、文化史上的精神业绩仍是不可磨灭的，他巨人般的历史地位仍是不可动摇的。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欧洲哲学史的一代宗师，其论著将在人类思想文库中占有重要的一席，特别是他那与生活、与“存在”紧密结合的“自我选择”哲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萨特逝世20周年之际，法国的报刊发表了“萨特又回来了”的专题报道与评述。其实，世界性的文化人物既不存在消失而去、也不存在重新而来的问题。他们及其的精神业绩都是客观存在，他（它）们一直在那里，并没有离开，任人论说、评判，只不过在历史发展、沧桑世事中，对这些杰出人物的评价，往往如潮汐一般，时有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