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住了庄子

　　说起对先秦诸子百家的感悟，我对道家宗师庄子情有独钟。这倒不是因了地域观念，也不为《庄子》一书中诸多赏心悦目的寓言故事，只为他那不上档次的身份萦绕着的一道道光环，他那从一个方面放弃自己，而从另一方面获得自己的一种人生价值取向，以及由此揭示的做人成事、名垂青史的道理。

一

　　庄子名周，生于宋国蒙地（今民权县）。先世原为楚国贵族，庄子的父祖辈时为避“夷宗”之祸而迁居宋国蒙地，从此落泊为民。关于庄子的生平事迹，历史没有留下太多的资料，《史记》虽有记载，但十分简略，连他的生卒年代都不清楚。据史学家考证，他的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３６９年至公元前２８６年，大体与孟子同时。我曾数次到庄子故里——民权县青莲寺拜谒其陵墓，参观“庄子胡同”和“庄子井”，试图探索寻觅一些有关他的遗闻轶事，但均未如愿以偿，实在是“地老天荒无人识”了。现在只有从《史记》的粗略记载和《庄子》一书中窥视他的人生踪迹了。

　　庄子与孟子一样，都是战国中期拔尖的高级知识分子，但他们的人生历程却大相径庭。孟子师承孔子，坚持“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观，总是把从政做官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所以在他看来“学而不仕”尤如匏瓜悬空。其实在封建时代，这也有一定道理，知识分子谁不想出将入相？有职才能有权，有权才能施展抱负。那时要成名成家、名标青史只有一条路——做官。所以孟子为推行他的“仕政”治国方略，也像孔子一样四处奔走，周游列国，跑官要权。虽官运不畅到处碰壁，但最终还是当上了齐国的客卿，实现了他的抱负。

　　庄子则不然，个性有点怪，他传承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从不追求名利，发誓一辈子不做官。司马迁说他当过蒙地漆园小吏，但《庄子》一书了无痕迹。就算是吧，顶大不过一个科级国营林场的厂长，且在岗不久便辞职为民了，谈不上什么仕宦。

　　庄子是个精明人，工于技艺。为了养家糊口，他不仅编卖草鞋，还会做漆器、木工、陶工、屠宰、洗染等生计。尽管如此勤劳，生活仍然穷困窘迫。住的是“穷闾陋巷”，瘦的如“槁项黄馘”，连见魏王时穿的都是打了补丁的粗布衣，经常缺粮断炊，有时向监河侯借米下锅。穷到这种份上，他依然不违初衷。

　　然而，处在列国竞相养士的庄子，不是没有“一朝直上青云路，锦衣还眉扬气吐”的才干和机遇，像他那样的拔尖人才，只要肯出山，绝对能像孟子、惠子（惠施）那样，成为食禄千钟的士大夫。《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述了楚威王聘请庄子为相的情景：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庄子追求精神自由，自甘淡泊。对楚王的诚聘不但不拜谢，反而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遂让使者快速离开，几乎是大发雷霆了。庄子该不该应聘？态度是否有点不近人情？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庄子身上显示出了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是何等的洁净、明澈。正是这清泚的文明之波，溉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庄子虽未登过官场高位，却以六根清净之仙风道骨受人尊崇，被历代贤达俊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而对于当今那些把权力视作美酒疯狂啜饮者来说，他们是无法走近庄子了。

二

　　庄子隐居民间，不是一隐了之。他于艰难竭蹶之中，孜孜不倦地奋力攀登道家思想的峰峦。一生笔耕不辍，著书立说，终成《庄子》一书，计五十二篇，逮至晋代仅存留三十三篇。《庄子》“本归于老子之言”，但又别为一宗，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庄子》是一部“明道之书”，庄子之“道”含义颇多，但主要是指一种精神境界。清代学者林云铭在《庄子因·总论》中说：“三十三篇之中，反复十余万言，大旨不外明道德，轻仁义，一生死，齐是非，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而已。”这大体指的就是庄子道中的精神境界，即庄子的人生观。庄子对中华文明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用“自然”、“无为”的人生哲学为后人营造了一个缓解思想危机的精神乐园。《庄子·缮性》中说：

　　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也。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
这就是庄了清心寡欲、淡泊名利人生观的集中反映。在庄子看来，官爵、名利、金钱都是暂寄人身之物，寄托之物来去不可挡，所以不要为高官厚禄而放纵心志，也不要因为穷困而趋附世俗，这样看待“轩冕”与“穷约”就不会有什么烦恼了。庄子这种人生观，深深地浸透到我们民族心理素质之中，且达到了刻骨铭心的程度。千百年来，许许多多高人吉士，把它作为修身养性的信条，怀才不遇的文人骚客，常用它来平息胸中的愤懑。

　　当今，也有人认为庄子的人生哲学本质是消极的，它意味着放弃追求和进取，意味着守旧、停滞和无所作为。对此观点，笔者不能完全苟同。现实的人生告诉我们，庄子的人生哲学尽管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但未必就是恶德。对于那些贪得无厌、利欲熏心者来说，它不失为一副良方妙药；对于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众多公务员来说，它是消除“失落感”的清心剂；对那些在仕途大道上跋涉着而被扭曲的官员来说，能使他们从烦恼、苦闷、乃至绝望的境地解脱出来。人生多彩，人生百味，工作中有顺达也有挫折，事业中有成功也有失败，生活中有悲欢也有离合，人生之旅需要精神上的“儒道互补”。如果说从孔孟之道中可以得到道德、信心、勇气和奋进的力量，那么从老庄之道中可以得到精神自由、从容、忍耐、智慧和美的愉悦。无论是对人生持功利进取态度者，还是追求恬淡人生境界者，都可以从中发现自己，反思自己，从而在精神、智慧方面获得一种充实。

　　《庄子》本是一部哲学著作，然而作者是用诗意盎然的散文形式写出的，这样它就浸入了文学的圣域。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庄子散文最为生动优美，最具有个性化特征。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一文中评价庄子散文说：“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庄子是一位文学大师，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可以说如古希腊阿基米德于数学、物理学的贡献一样，是里程碑式的。在文学上，庄子主要以寓言见长。“寓言本也是从辞令演化来的，不过庄子用的最多，也最精；寓言成为一种文艺，是从庄子起的。”（闻一多《庄子》）。庄子以为时世“沉浊”，不可以“庄语”，所以在文章的体裁上大量运用虚构的寓言来表达他的情怀。在艺术上，他善于采用比兴、夸张手法写意抒情，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运用虚构手段塑造事物形象的先河。庄子散文具有想象丰富、诡奇怪诞、气势宏伟的艺术特色，比如《逍遥游》篇对鲲鹏展翅九万里的描写：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这是《庄子》散文中的第一个寓言故事。他硬是凭空虚构，生动地描绘出鲲鹏展翅九万里的磅礴气势，充满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每读到这些句子，如置身南海之滨的“天涯海角”，令人心潮澎湃，顿生气壮山河之感。这种大胆想像的笔力，古今文坛能有几人。

　　庄子在文学上的影响很大。郭沫若在《鲁迅与庄子》一文中高度赞扬庄子说：“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他的影响下发展。”历代许多文人，如司马迁、阮籍、陶渊明、李白、韩愈、苏轼、曹雪芹等都爱学习他的文风和技巧，他那光怪陆离的寓言，给后世文人，特别是小说家以无穷的启发。

三

　　庄子一生喜欢寂寞，他说自己要“处乎材与不材之间”，言下之意他不想出名。闻一多先生说“他怕的是名，一心要逃名”，其言也不为过。生前之名被他逃过去了，就是死后也沉寂了四五百年。秦代专行法制，汉代独尊儒术，对《庄子》一书不甚称道。两汉时代没有注《庄子》的，东汉大哲学家桓谭连《庄子》一书都没见过。敢于直言的司马迁出于对庄子的崇拜，才小心翼翼地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附了几笔，仅二百三十五字，标题上连庄子的名子都没敢写。

　　人世间求名不易，但逃名也难，庄子想逃名，最终还是未能逃掉。

　　到了魏晋时代，庄子的名声忽然浩大起来，向秀、郭象、司马彪等一些文人都竞相注《庄子》。时有“三日不读《老庄》，则舌本间强”之说。《庄子》一书成了人们思想、文化生活中的“香饽饽”，老庄之道成了清谈家灵感的源泉。从此之后，庄子之名堂堂正正地载入了中国文化史册，并屡次荣膺帝王的尊封。唐代玄宗皇帝诏封他为“南华真人”，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宋代徽宗皇帝封庄子为《微妙玄通真君》。历代文人学者，对庄子更是倾倒、醉心。

　　艺术巨擘的产生和自然界的灵山秀水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庄子成名纯属阴差阳错，他不是想成名成家、名垂青史才隐居的，而是怀着愤世疾俗、不愿与当政者为伍的心态走向民间的。一粒艺术的种籽就在这种气候条件下生根发芽了。他身上的文学才华和艺术天赋立即与那里的土壤发生了共鸣，就像旱天的禾苗遇到水肥一样拼命地疯长，就这样，在“穷闾陋巷”里成就了一位千古不没的文哲大师。庄子生前可能连想也未想过，身后在中国文化史上会占有这样一个重要位置。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放弃正是他的获得，他在仕途上的失去，造就了他在学术上的获取，他在物质生活匮乏上的煎熬，增益了他在精神世界上的收获，他以摒弃终生荣华富贵为代价，换取了传之久远的学术地位。

　　庄子活了８３岁，历经了周烈王以后四朝君王，其间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可能都顺顺当当地做了官，有的或许还很 显赫，但他们大都早已被历史忘得干干净净，然而，庄子至今还享此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