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详解（九）：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杨伯峻：孔子说：“就是十户人家的地方，一定有像我这样又忠心又信实的人，只是赶不上我的喜欢学问罢了。”

钱穆：先生说：“十家的小邑，其中必有像我般资质忠信的人，但不能像我般好学啊。”

李泽厚：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一定也有像我这样忠实可靠的人，只是不像我这么喜欢学习罢了。”

详解： “室”，家族；“邑”，本义“国”；“必”，倘若；“如”，遵从；“丘”，孔子自称；“焉”，于此；“不如”，不若。“十室之邑”，由所有家族构成的国家，人而家而国，修身、齐家、治国，进而才能平天下。“十”，《说文》，十是数之具，包括东西南北中央，极言其大，也就是囊括所有的意思。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即“必有如丘之忠信者焉”，于“十室之邑”倘若具有遵从我的“忠信”标准；“不如丘之好学也”，即“不如有如丘之好学者焉也”的省略，比不上于“十室之邑”具有遵从我的“好学”标准。这两句话表明了孔子的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深深的忧虑，就是一个国家不能光把“忠信”当成标准，而不把“好学”当成标准，这样的国家并不能算是行“圣人之道”。而事实上，以后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光以“忠信”为标准，从希特勒到小布什，从军国主义到民主主义，无一不是以所谓的“忠信”为标准，归根结底就是愚民。孔子所理解的“忠信”是以“好学”为基础的，是人人都具有对现实究底穷源的智慧为基础的，没有“好学”，“忠信”标准只能是愚民把戏。即使这个所谓的“忠信”标准是按孔子的标准而来，如果没有“好学”为基础，最终都要变质，更不用说那些所谓的“忠信”不过是各种愚民的幌子。

上一章，孔子彰显“好学”的三大标准，是从“内圣”角度谈论的；而本章，就是从“外王”的角度谈论“好学”的重要。内圣外王都离不开“好学”，必须对欲望不贪求从而满足，对生存的环境不贪求从而安身，通过当下的事情去印证，使得理论、言论顺应当下的实际，对现实究底穷源，使现实行“圣人之道”而在现实中成就之。而所谓的“忠信”，如果没有“好学”的标准，必然就是凭空定出一些法则、标准、道德，通过愚民式方式来灌输，进而控制民众，就如同纳粹、武士道、反恐，有哪个不强调“忠信”？又有哪个不是以所谓的“忠信”为迷药去制造炮灰？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已经把其后的、所有以国家为名义的“忠信”丑剧扒了个精光。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孔子说：所有国家，倘若有遵从我的“忠信”标准的在其中，不若有遵从我的“好学”标准的在其中。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杨伯峻：孔子说：“几个人一块走路，其中便一定有可以为我所取法的人：我选取那些有点优点而学习，看出那些缺点而改正。”

钱穆：先生说：“三人同行，其中必有我师了。择其善的从之，不善的便改。”

李泽厚：孔子说：“三个人一起走路，也定有值得我学习的老师，选择优点而学习，看到短处而改正自己。”

详解：何谓三人？为何不是五、十人？二人呢？这些问题，大概从来没人能回答与正视过。其实，所谓三人，指的是“君、父、师”，三类最值得尊重的人，“三人行”，与“君、父、师”同行。人，要取法其上，难道和几个大淫贼同行，还“必有我师焉”？那是同性而不是同行。如果按上面及通常解释，三人都是植物人，那你和三植物人同行，如何“必有我师焉”？植物人依然是人，那么其善者人如何从？其不善者又如何改？这不是抬杠，而是原来的解释太愚蠢可笑。

“必有我师焉”，“必”，倘若；“有”，具有“；“师”，师法；“焉”，于此。孔子更注重在现实的当下印证，而对“君、父、师”，孔子并不一味肯定，觉得一定要有可师法的地方，而是更强调，如果没有其他标准，是不能确认其善与不善。这个标准，只可能是当下的现实。“君、父、师”，无论有什么理论和看法，都不可能脱离当下的现实成为永恒的准则，这样才存在后面“择”的可能。

与“君、父、师”同行，倘若有可以师法的地方，孔子给出如下的建议：“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择”，选取，以当下的现实为标准选取，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师承、派别去选取；“善”，完善；“从”，通“纵”，广泛；“从之” ，使之从，使善者广泛，将完善的在当下现实更广泛的范围中应用、检验；“改之”，使之改；将不善者在当下现实中不断修改完善。“改”，除了修改，还有强调“重新、再”的意思，这种修改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不断进行直到完善。

前两章说了“好学”对内圣外王的意义，本章更指出，站在“好学”的标准下，对“君、父、师”为代表的前人遗产，应该的态度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脱离这个前提，所谓师法，不过是尸法而已。而孔子、论语，永远活在鲜活的现实之中。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说：与“君、父、师”同行，倘若有让我师法的在此：选取他们完善的并在当下现实更广泛的范围应用、检验，选取他们不完善的并在当下现实中不断修改、完善。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杨伯峻：子夏说：“每天知道所未知的，每月复习所已能的，可以说是好学了。”

钱穆：子夏说：“每天能知道所不知道的，每月能不忘了所已能的，可说是好学了。”

李泽厚：子夏说：“每天知道一些新知识，每月不忘记学过的旧知识，这可以叫做爱好学习了。”

详解：这不是孔子的话，而是其弟子子夏的。孔子的思想，经一传再传，最后完全变味，而祸端就从其弟子开始。同称“可谓好学也已”，子夏的“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之于孔子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就如秋风之蝉之于春阳之凤，一蛭之蚁之于九天之鹏。孔子的被曲解与败坏，就是从其弟子，从最简单的“好学”开始。

“日”，每日；“知”，孔子的“知”都以“智慧”解，而这里的“知”无法解释成“智慧”，否则语法上就成问题了，只能解释成“认识”；“亡”，通“无”，没的；“日知其所亡”，每日认识他所没的；“忘”，遗忘；“能”，会的；“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不遗忘他所会的。

当孔子的“智慧的当下鲜活呈现”变成子夏对“知识的日积月累”，中华文明的衰败就此埋下祸根，子夏之流绝对是中华文明的千古罪人。五千年文明历史，浩如烟海的典籍，如果没有“当下鲜活的智慧”，都是废物一堆。“知识”如果不产生能“当下鲜活”的智慧，知识不过是知识分子面首店里挂的招牌。

这子夏对孔子之“学”的曲解特别起劲，下面有一条同样为祸千古：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杨伯峻：子夏说：“做官了，有余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余力便去做官。”

钱穆：子夏说：“仕者有余力宜从学。学者有余力宜从仕。”

李泽厚：子夏说：“官做好了去求学，学问好了去做官。”

详解：中国有所谓“士大夫”，“大夫”者，仕也；未仕者，士也。知识分子阶层与官僚构成一个利益集团，长期把持中国的文化、政治，知识分子成为最变态、恶心的一群。现在都在声讨所谓的官商勾结，特别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尤其起劲，这不过是因为二千多年的官学、仕士勾结被更直接、更利益的圈子给替代了，因此而生起无名醋意罢了。在中国，从来都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越多越变态。知识，成了敲门砖，成了交易的筹码，却忘了，在智慧面前，知识不过是垃圾。一个知识的时代，不过是一个垃圾时代而已。

然而，站在某种角度，“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确实是千古名言，但这里的“优”应该解释成其本义，“优倡”是也。在这种解释下，一副中国二千来年的真实图景就呈现面前：仕、士、优一体。在这一体的自渎中，中国的历史被改朝换代了二千多年却依然一成不变。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已经脱下最后的伪装，成为被官商同时轮奸的玩物。那些利益集团的代理人，那些汉奸走狗的传声筒，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这家那家，资本的狗腿子都不如，最多就是性奴一类。

一个戏子泛滥的时代、一个知识泛滥的时代、一个官商泛滥的时代、一个垃圾泛滥的时代，在这千古名言下等价了。但更可怜的时代，就是那些以反知识为知识，反官商为观赏、反戏子为戏子的时代。反知识不过是用另一套把戏来把戏，而智慧无关知识与反知识。这一套套的把戏，难道还未看够演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杨伯峻：子夏说：“各种工人居住于其制造场所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则用学习获得那个道。”

钱穆：子夏说：“百工长日居住肆中以成其器物，君子终身在学之中以求致此道。”

李泽厚：子夏说：“各行各业的工匠在制作场地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应该努力学习以完成他的事业。”

详解：钱解基本把握了本章的语法结构，其余两人连基本的语法都没搞清楚。“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其实就是“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居学以致其道”的省略，这是一个典型的对称比喻句式。最可笑的是，李泽厚在“记”中大发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议论，连那下乡劳动改造知识分子都扯在一起，这种知识分子，确实“徒然耗费粮食“。
本章的意思很简单，直译大致就是：就像各种工匠在手工业作坊里为完成他们的制作，君子在学中为完成他们的事业。这里，子夏把孔子鲜活的“学”变成了手工作坊一般有着具体目的、程式、规范的子夏之“学”，这就如同希腊哲学柏拉图之后将赫拉克利特的“逻格斯”变成“逻辑”，从此，一切都被结构着、程式着、基础着，而这一切都对应着一切意识形态的把戏。后世的所谓儒学，在这种意识形态化中沉沦，子夏之流，其祸大矣。

对这种危险的苗头，孔子有着特别的预见，因此就有了下面的一章：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杨伯峻：孔子对子夏道：“你要去做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去做那小人式的儒者。”

钱穆：先生对子夏道：“你该为一君子儒，莫为一小人儒。”

李泽厚：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士大夫的儒者，不要做老百姓的巫师。”

详解：“女”，即“汝”，你。本章字面意思十分简单，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叫“君子儒”、“小人儒”。后世把孔子挂了一个儒家的标签，但在《论语》中，只有这一章提到“儒”。“儒”，本义指“术士”，在周代专指为贵族子弟的教师等。孔子的学生几乎就没有什么贵族子弟，至少在《论语》中，也没有记载有人把孔子称为“儒”，更没有记载孔子以“儒”为荣，甚至把自己称为“儒“的语录也一条都没有。所谓“儒家”的出现，都拜子夏之流所赐。“儒家”之于孔子，只是约定俗成、将错就错。

这里的“儒”，与后世的儒者、儒生、读书人之类都无关，孔子年代根本就没这样的说法与意指。《周礼》里有“四曰儒，以道得民”。但此文被汉代刘歆整理，是否历史真实，至少康有为是坚决反对的。胡适把“儒”当成起源于商代类似基督教牧师般的某类人，也不过是一个被西方模式所洗脑者的呓语。至于《礼记》中有《儒行》，但《礼记》只是战国及后儒生所撰，反而是一个曲解改造孔子思想的铁证，不足观。抛开这一切关于“儒”的争论，就《论语》本身来看，孔子并没把“儒”当成一个可以代表自己的标签，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这从“儒”在《论语》中的仅见就足以证明。

这里，还是采取《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的标准解释，无论是贵族子弟的教师还是后来的儒者、儒生，都可以看成某种意义上的“术士”。孔子走的是刚阳一路，虽然是刚中有柔，但与“术士之柔”远非一类。本ID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无古人的论断：老子实际上是古代之“儒”的集大成者，而孔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非老子之流可梦见矣。老子之“道”实“儒”，道家实际更应该称为“儒家”，而孔子之学，自从颜回先去后，并无继者，后借孔子之名而惑世者，不过如子夏般的小人儒而已。

在孔子看来，当时包括老子在内的一切所谓“儒“，都不过在小人范围内，没有智慧而自小之，都是“小人儒”。但当时的“儒”、各种的术士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孔子对应着造了一个新词“君子儒”，以彰显自己主张的不同。何谓君子儒？横天横地而不离当下，不离当下而横天横地，转“人不知”之世界为“人不愠”之世界，担当天下而无所担当，无所担当而担当天下，“闻见学行”“圣人之道”而成就之。孔子已经看出子夏之流不堪承担，所以有本章的直接警示，也算为后世留一话头。关于孔子对其弟子的评价，下面一章最为直接。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杨伯峻：鲁哀公问：“你的学生中，哪个好学？”空子答道：“有一个叫颜回的人好学，不拿别人出气；也不再犯同样的过失。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没有这样的人了，再也没听过好学的人了。”

钱穆：鲁哀公问孔子道：“你的学生们，哪个是好学的呀？” 孔子对道：“有颜回是好学的，他有怒能不迁向别处，有过失能不再犯。可惜短寿死了，目下则没有听到好学的了。”

李泽厚：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中哪个爱好学习？”孔子回答说：“有人叫颜回的爱好学习。他不拿别人初期，不重犯同样的错误，却不幸早死。现在没有了，没有听见谁好学的了。”

详解：无论“不迁怒，不贰过”是什么含义，但本章里，孔子明确表示，除了颜回，其他人都达不到他的好学标准，这一点是无疑的。这也证明了，上面说子夏之学非孔子之学，确实没有冤枉他。

不过，上面三位对“不迁怒，不贰过”的解释都有问题。 “怒”，不是通常说的愤怒、怒气，而是“超过”的意思，在《荀子·君子》“刑罚不怒罪,爵赏不逾德”中，就是按此解释；“迁“，变更、变动；“贰”，背离；“过”，超过。古文喜欢对称，往往用一些类似又稍有差别的词语构成对称句式，“不迁怒，不贰过”中，“迁”对 “贰”，“怒”对“过”， 相互间的意思差别不特别大。

孔子之学，立于当下的现实而究底穷源，若“迁”若“贰”，则违背。而“怒”与“过”，超过当下的现实，同样违背孔子之学的基本原则。而只有颜回能领悟孔子之学的实质而能“不迁怒，不贰过”，所以被孔子所盛赞，而其他人，都如子夏般把智慧的当下呈现“迁贰”成对知识的日积月累，又怎么可能得到孔子的认可？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杨伯峻：季康子问道：“你学生里谁用功？”孔子答道：“有一个叫颜回的用功，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就再没有这样的人了。”

钱穆：季康子问孔子：“你的弟子哪个是好学的呀？” 孔子对道：“有颜回是好学的，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是没有了。”

李泽厚：季康子问：“你的学生中谁爱学习？”孔子答道：“有一个叫颜回的，好学，不幸短命死了，今天没有了。”

详解：本章与上章一致，再次肯定颜回是孔子所认定的唯一符合其好学标准的学生，只是回答的对象不同，由此更证明了此观点非孔子一时之论，而是他的一贯之论，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孔子之后打着孔子旗号的人，都不过是借孔子之名贩卖求名而已。至于对孔子这两章类似回答的繁间之异进行穿凿，都是无聊之举。同样问题，在不同时间、对不同的人，回答大同小异，极为正常。套用心理学，如果一个人对同样问题的回答永远一字不差，那只能证明此人口不对心，所谓回答都在背稿子，而这显然不是孔子所乐意的。

可能有人反问，如果孔子学生后来都违背孔子，那又怎么证明本ID所解的《论语》又是孔子本来的意思？有怎么能证明本ID不是借孔子之名贩卖求名？这问题早有回答，能解《论语》的，必须超越《论语》，你的见识还比不上孔子，那你又怎么可能解释《论语》？本ID能把《论语》500多章首尾一致、符合语法地解释出来，如果说孔子的观点有可能达不到本ID解释的那么高，那是孔子的问题，而不是本ID的问题。而且，谁又能证明孔子的观点就没有这么高呢？

本ID只关心《论语》这文本能够诠释的可能意义，而且这些意义是前后贯通且互不矛盾的，这就如同把500章《论语》当成500个方程，本ID所解释的意思就是其公共解里的最大值，而千古以来，能寻到公共解的都罕见，更不用说最大值了。本ID解释《论语》，如看掌中果，千万别以为这就是本ID的思想，更不要以为本ID是借孔子之口来宣扬自己的思想。本ID自己的思想，想讲就讲，还用借古人之口？这只是孔子可能思想的最大值，但即使是孔子最大值的思想，又怎么明白本ID的所思所想呢？

不仅是本ID，人人都有风光无限，盖天盖地，又岂是一孔子就能笼罩的？孔子又何曾笼罩任何人、憋屈任何人？不过都是自我笼罩、自我憋屈。然后时不时跳几个鲁迅、胡适般的小丑，可笑可怜！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杨伯峻：孔子说：“听我说话始终不懈怠的，大概只有颜回一个人吧！”

钱穆：先生说：“和他讲说了不怠懈的，只是颜回了吧！”

李泽厚：孔子说：“和他谈了，就不松懈怠惰的，大概是颜回吧。”

详解：如果都按上面这种解释，那孔子绝对是一废物点心，孔子的话，连一部AV都比不上。多少人看了AV后，就可以始终不懈怠，万牛拉不回？又何必颜回？孔子搞了三千弟子，如果说最终只有颜回能完全得其髓，这还说得过去，就像达磨把全中国翻了遍也只找到了二祖一人；但如果孔子连教几十年，听讲后连始终不懈怠都只有颜回一个人，那孔子真该多看AV好好学习了。

“语”，本义“谈论、议论、辩论”；“之”，指代“语“的对象；“惰”，衰败；“其”，通“岂”，难道，表示诘问。 “与”，同“欤”，表诘问。本章的意思是，难道能言善辩的只有颜回吗？也就是说，颜回之所以是颜回，并不是因为他能言善辩。当然，一个好学的人，自然能言善辩，但好学不在于能言善辩，多有能言善辩之徒，不过死剩一张嘴，这种人，又有什么用？

这一章，依然是在肯定颜回之学，只有颜回得孔子之髓。孔子之学，不在言语上，不在文字上，不在如讼师般的口若悬河上，否则，全民讼师化不就完了？就像这个时代，谁都能忽悠、谁都能恶搞，但又有多少人是真明白事的呢？生不知生，死不知死，那叫行尸走肉。人身难得，又有多少人能不耗费在嘴上、床上？说取行不得的，行取说不得的，参！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孔子说：任何人与他辩论而他都能语不衰败的所谓能辩之士，难道只有颜回吗？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杨伯峻：子贡问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道：“对于你要说的话，先实行了，再说出来<这就够说是一个君子了>。”

钱穆：子贡问如何才是一君子？先生说：“君子做事在说话前，然后才照他做的说。”

李泽厚：子贡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先履行所说的，然后再说。”

详解：子贡，孔子最出名的学生之一，聪明而善辩，正是上章孔子所说“语之而不惰者”，但在孔子心里，他和颜回是有区别的，从《论语》相关章节就不难明了。本章，子贡问君子的标准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假问题，君子“闻见学行”“圣人之道”，并不是一个道德标准所能规范的。子贡希望得到一个静态的标准性定义，孔子却用给出了一个当下性回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上面三位的解释，似乎“行在言先”，没有说出来就不是“言”了，但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和是否说出来无关。这种强调说不说的逻辑，就是培养伪君子的最好温床。其实，“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是“先行其言而后从其言”的缩略。 “行”，发hang，连续贯穿；“言”，不单指出言论，更包括人的一切思想以及相应的行为；“行其言”，把他的言论、思想以及相应的行为连续贯穿，也就是孔子在后面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只有“行其言”，才可能“一以贯之”；“从”，通“纵”，广泛，光“一以贯之”，而不能“从之”，不能使之广泛，那不过是小圈子甚至是个人的自渎，没什么意义。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问君子，孔子说：“先使自己的言论、思想以及相应的行为一以贯之，然后再使之广泛。”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杨伯峻：子贡问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孔子道：“你好比一种器皿。”子贡道：“什么器皿？”孔子道：“宗庙里盛黍稷的瑚琏。”

钱穆：子贡问道：“赐怎样呀？”先生说：“你是一种有用之器。”子贡道：“何种器呀？”先生说：“你像是放在宗庙里盛黍稷的瑚琏。”

李泽厚：子贡问孔子：“我怎么样？”孔子说：“你是一种器皿。”问：“什么器皿？”答：“敬神的玉器。”

详解：本章可以看出，孔子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子贡，聪明而缺智慧，却对自己的聪明甚为自负，所以就问孔子“我究竟怎么样？”希望得到孔子的肯定。“赐”，是子贡的名。孔子一语双关提醒子贡“君子不器”，子贡不明白，还以为孔子说他是一种器皿，就反问什么器皿。孔子很有幽默感地告诉他，是瑚琏，一种宗庙里盛黍稷敬神的名贵玉器。
知识分子、儒生，总有点臭美的传统，其实，百无一用是书生，儒生那些鬼把戏，最终都成了更大的政治经济把戏的炮灰，知识分子，不是被人当枪使、当旗忽悠就是百年寒门当寒号鸟哀鸣。孔子这里的幽默更绝，宗庙里盛黍稷的瑚琏，就算把你供起来，也不过是祭坛上的摆设而已，至于知识分子好争的名，不过如摆设那玉器的成色，无论成色如何好也还是摆设而已。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子贡问：“我，怎么样？”孔子说：“你，“器”呀。”问：“什么器皿？”答：“宗庙里盛黍稷的瑚琏那样的名贵器皿”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杨伯峻：子贡问道：“有没有一句可以终身奉行的话呢？”孔子道：“大概是“恕”吧！自己所不想要的任何事物，就不要加给别人。”

钱穆：子贡问道：“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行它的呢？”先生说：“怕只有一个恕字吧！你自己不愿要的，莫把来施加别人。”

李泽厚：子贡问道：“有一句话可以一生遵循的吗？”孔子说：“大概是“恕”吧：自己所不想要的，便不要给予别人。”

详解：钱认为“言”解释成“字”，其余两人认为“言”解释成“句”，这都是肤浅之见。其实，这里的“一言”，不在“字句”间，是“言”而“一”。“一”，纯一不杂，而没有“一”，何来“终身行之”？“行”，发hang，连续贯穿。一而行之，也就是一而贯之的意思。注意，子贡所理解的一而贯之，与孔子所理解的是不同的。子贡希望得到一个规律、一个定义、一个天理、一个天道之类东西“一而贯之”，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一个上帝式的想法，但这显然不是孔子的“一而贯之”所指。对于孔子来说，只有现实的当下才是“一而贯之”的，没有任何不变的准则、道德等是可以“一而贯之”的，为了表明这个问题，孔子因而有下面的回答。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恕乎？”的倒装，千古以来，所有人都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当成了所谓孔子的“恕”道，其实都是把这句倒装话的意思给搞反了。“其..乎”的句式，表示的是诘问、反问。正因为当时都喜欢谈论所谓“恕”道，而且给出不同的定义，认为自己的定义才是正确的，然后都企图把自己的定义“一而贯之”，这种想法，就如同子贡的想法一样，孔子就用一个反问句给于反驳。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当时最流行的对“恕”道的定义，也是最普通的常识，孔子反问，难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恕”道吗？显然，孔子并不一味地、脱离当下现实地认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所谓的“恕”道。通过反驳这个最常识言论的非绝对性，孔子就表明了没有什么言论是可以如子贡所认为的可以终身一而贯之的。可笑的是，千古以来，竟然被这样一个简单的反问句所疑惑，竟然把孔子反对的东西当成孔子的东西，这《论语》被这群儒生饭桶给当饭吃了，还论什么语呀？

其实，假设“己所不欲”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那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否要“勿施於人”呢？如果否，这就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言论矛盾，如果是，既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要“勿施於人”，那还废话什么？这样的垃圾言论竟然成为两千多年来强加给孔子的所谓语录，简直无聊透顶。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看出这话的逻辑矛盾，看出这是一句垃圾废话，一个“其恕乎？”的诘问就把这话给扒了皮，可惜两千多年来的人都是睁眼瞎，竟然没一个人再指出，可笑可怜呀！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贡问：“有可以终身一而贯之的言论吗？”孔子说：“自己不想要的就不施加给别人，难道就是“恕”吗？”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杨伯峻：子贡道：“我不想别人欺侮我，我也不想欺侮别人。”孔子说：“赐，这不是你能做到的”

钱穆：子贡说：“我不要别人把这些加在我身上，吾亦不要把着来加在别人身上。” 先生说：“赐呀！这非你（能力）所及呀！”

李泽厚：子贡说：“我不想别人强加什么东西给我，我也不想强加给别人。”孔子说：“子贡呀，这不是你所能办到的。”

详解：本章重点在何谓“加”？上面与通常都解释为“施加、强加”，其实，这都是“加”的延伸意思。“加”，从“口”而用“力”，十分形象，本义是虚报、夸大其辞、说过头话、在原来的基础上增添、把本来没有的添加上去、诬枉。子贡自己不想诬枉别人，也不希望别人诬枉自己，孔子认为，这不是子贡所能办到的。其实，何只子贡，只要是社会中的人，只要是在“人不知”中的人，就不可能办到，连孔子自己也不能办到。

这子贡，从来就没明白孔子，依然继续他的“一而贯之”的名言游戏，本章又来了一个“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又发着“我不想别人诬枉我，我也不想诬枉别人”的梦。但在当下现实中，这种玩意从来就不可能“一而贯之”，从来就是幻想，不可能实现。一个人对别人的评论、观察，“不患”地在其角度上，在量子力学中，观察者不可能“无加”于观察结果之外，在现实的当下，在“人与人”的观察中，显然也不可能，这种“无加”的把戏如果被当成一个目标去追求，就是大傻瓜，就像企图在量子力学中排除观察者状态的影响一样。孔子在二千多年前就明白这个道理，一句“赐也，非尔所及也”，说白了，就是“子贡，别脑子进水、白日做梦”。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贡问：“我不想别人诬枉我，我也不想诬枉别人。”孔子说：“子贡啊，这不是你所能达到的。”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杨伯峻：孔子道：“赐！你以为我是多多地学习又能够记得住的吗？”子贡答道：“对呀，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道：“不是的，我有一个基本观念来贯串它。”

钱穆：先生说：“赐呀！你以为我是多学了而一一记在心的吗？”子贡对道：“是呀。（随又说）不是吗？”先生说：“不是的。我是在此多学中有个一来贯通着的。”

李泽厚：孔子说：“子贡，你以为我是多学多记的人吗？”子贡回答说：“对。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对。我是用一个基本看法来贯串它们。”

详解：本章字面意思很简单，但所有的解释，都把孔子的“一以贯之”当成用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一种看法、一种逻辑、一个上帝、一种主义为基础的子贡类的“一而贯之”。当然，这种观念很常识，人，从最原始的对自然神秘的崇拜，把自然、天、神秘力量当“一”，到巫教类的，把人与自然、上帝、天之间某种灵魂类的沟通、神秘的感应为“一”，再到所谓的理、道、梵、绝对精神、自然规律、科学知识、资本力量、拜物教等等为“一”，人如浮萍，总要寻“一”为依靠，甚至要弄一个所谓的“人”出来，人道主义一番，其实都如喝鹿趁阳焰，自渎闹剧一场。

“一以贯之”，可一者，必是“不患”者，对于现实中的人，最基础的、最前提性的、最可“一”的，就是当下的现实本身，一切离开当下现实的，都非一。如前所说，《论语》的关键在承担，承担什么？就是承担这当下的现实，必须首先承担这当下的现实，才可能有改造、超越。“闻见学行”“圣人之道”，就是“一以贯之”的另一种说法，直下承担，才可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才可能“一以贯之”，否则就只能继续制造些名言的垃圾来延续自欺欺人的把戏。

“之”，没有具体所指，可以泛指一切当下现实中一切的东西，可以是具体现象，也可以是某种抽象理论，可以包括现实人生中一切可以被“识”的东西。多学并不能识之，如果不能当下承担，所谓的多学，不过是名言游戏。孔子所认为的“学”，都是以对现实的直下承担为前提的，也就是以“一以贯之”为前提的。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孔子问：“子贡啊，你把我当成不断学习从而了解现实当下的人吗？”子贡回答：“对，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啊，我只是直下承担当下现实而贯通它。”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杨伯峻：孔子说：“参呀！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观念。”曾子说：“是。”孔子走出去以后，别的学生便问曾子道：“这是什么意思？”曾子道：“他老人家的学说，只是忠和恕罢了。”

钱穆：先生说：“我平日所讲的道，都可把一个头绪来贯串着。”曾子应道：“唯。”先生出去了，在座同学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呀？”曾子说：“先生之道，只忠恕二字便完了。”

李泽厚：孔子说：“曾参呀，我的思想行为是贯通一致的。”曾子说：“是。”孔子走出后，其他学生问：“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所讲求的，不过是忠和恕罢了。”

详解：关于孔子的“一以贯之”，两千多年来争论不休。最常见的，就是先假设一所谓“仁”道，人人本于心，从而因我心而贯通万人之心，进而万世人之心。这假设的荒谬性，根本不值得反驳。如果这假设成立，那么，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在被扒皮拆骨时一定感应到希特勒一人的快感、仁慈，从而被扒皮拆骨还高潮不断；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无论杀者、被杀者还是观看者、评论者都一起快感不断，所以万世以后汉奸都可以长盛不衰了。这里，千万别用谁谁谁不是人的逻辑来搪塞，老话说的好，“一种米养百样人”，都是人，只是在“人不知”社会的当下现实中，这人和人不是一样的人。这不是什么上帝、先验的逻辑，而是当下现实的现实逻辑所决定的，在这点上，孔子和马克思是一致的。

但孔子的学生们，总是自作聪明，本章的主角曾参，孔子死时才29岁，来了一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为祸神州2000多年。本章字面意思很简单，但其中情节，却与下面神会的故事类似。

曾参是孔子的关门弟子，神会也可以算是惠能的关门弟子，但这两个关门弟子，其实都没入门。一天惠能问：“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这就如同孔子说“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这里也同样有一个潜台词“还识否？”神会就抢着回答惠能：“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这就如同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后面说什么，《论语》里没记载，但在《六祖坛经》里，惠能对神会的回答有如下回应：“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这回应完全可以同样给曾参：“向汝道吾道一以贯之，汝便唤作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

曾参，也就是一知解宗徒，神会和曾参这两个知解宗徒，在历史上却有相同的一点，就是都成了把本门“发扬广大”的人，神会扫荡北宗使得惠能的南宗一脉大显，而曾参，后来成了曾子，成了孔子门人里实际上影响最大的一个。曾参比神会为祸更深的是，当时禅宗大德辈出，神会这门都没找着的一脉很快就断灭了，而孔子门下，真得孔子之髓的颜回比孔子还早死，后继无人，结果就给曾参这知解宗徒搞出大名堂，2000年来对中国有着最大影响的儒家，其实就是曾家一脉，其门派出了子思，再下传孟子，四书中，除了《论语》，另外《大学》、《中庸》、《孟子》，三本都出自曾参门下，由此就知道，中国这两千多年的正统儒家究竟都是些什么货色了。

缠中说禅白话直译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孔子说：“曾参啊！我“闻见学行”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曾参说：“是。”孔子出去。孔子的其他弟子问：““一以贯之”是什么意思？”曾参回答：“老师的道理，只是“尽已之心以待人，推己之心以及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