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劣势(下)
作者：杨小凯 阅读5642次 更新时间：2003-06-22
我提出一个批评，刚才大培也提出来了。我最近一直在想，诺斯讲的话不全面，实际上确实有一种”盎格鲁枣撒克逊优越论”在里头，所以他的所有的东西都会使人形成一种片面的印象。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种盎格鲁枣撒克逊优越论认为，英美的崛起主要是靠民主、市场化、自由化、私人企业、自由贸易等。实际上历史并非如此。包括小凯举的香港的例子和美国的例子。但还有一个是印度的例子。实际上在英国崛起的时候，最初重商主义非常盛行。那时候可以说印度棉布统治了欧洲市场，而英国当时带头通过了重商主义的法案，禁止印度棉布的输入。英国的工业革命恰恰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的东印度公司实际上就是个国有企业，女王在里面是占有股份的。再看看对印度的统治。当时攫取印度财富最重要的一种方式是利用对印度的统治，对之强加歧视性关税，也就是说印度的棉布到英国是高关税，而英国的棉布到印度是低关税。所以这里面各种因素都是存在的，不能简单而论。包括南美和北美的对立也是如此。实际上南美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没有贸易保护主义，而北美是有的。所以南美无法保护它的工业发展。
第二点，我在考虑后发劣势的时候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以英美模式为基础去思考，就要求我们都要从制度上去学它，否则就会永远落后。但不能忘记英美模式出现之前，什么模式占优势呢？我想中国起码在唐、宋之间的时候，在全球是领先的。但你要想到是否如果当时不学中国模式，就会永远落后？所以我觉得制度变迁有向外学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内生的一面，这非常重要。
第三点，就是要看到中国的很多特点都与法国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中国在信仰上不是以某一个教廷为集权的，中国的儒教不是西方的宗教形式，它在信仰方面非常宽容。另外一点是在法律制度上，我猜测中国的法律制度就是判例法。你看过去的《三言两拍》，很清楚表现了这一点。此外，现在也不能很简单地讲私人企业不能进入了。我觉得对于80年代的改革还是应该认真的看待的，现在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技术上的模仿，确实存在一些比较深刻的变革。包括刚才讲的私人企业现在在不断地改进它的境况。刚才小凯讲的私人企业不能进入的那些行业，其实现在政策正在发生变化。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特点，而且要看到我们内生的制度变迁的动力，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学习英美的制度模式，可能会形成新的想法。
周其仁：
小凯今天讲的东西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他把落后国家的发展概括为技术的模仿和制度的模仿。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要长远发展，只从技术上模仿恐怕会出问题。这一点我想是一个重要的论述。当然他在论述涉及到整个世界历史，因此难免会有很多争论。
对于小凯的观点我有一点评论，就是从中国这两年的变化来看，我们现在的制度模仿也很热闹。但我们好象对制度里面的技术部分更为偏好，而对制度里面的基础的制度总想绕开或躲开。比如我们已经有股份公司了，而且各种专业词汇层出不穷，让我们这些教经济学的人感觉很好。但在基本的关系当中应该有一个层次。比如说要发展市场经济就要有一个基础的信用关系，要讲诚信原则。你看今天郑百文又重组了，那么一个一塌糊涂的公司，套走一大批资源后，再把一家放进去，跟琼民源一个手法。所以我想我们先不要讨论什么印度，先把这些事情讨论清楚再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上市公司又有董事，又有监事，还有什么治理结构等等，所有这些词汇都进来了，可行为改变了吗？所以我们在模仿制度的时候，有的东西变的很快，有的东西变的很慢，这种不协调产生出了许多问题。
黎鸣：
今天我对小凯先生的观点大部分是赞同的。但我要补充几点。小凯先生说后发劣势说的很好，但有一点我觉得不够深入，就是后发也有优势。后发的优势在哪里？就是说后发的人必须是一个纯粹的理性主义者。如果后发的人是一个纯粹的理性主义者的话，后发一定就是。之所以会出现后发劣势，关键就在于理性主义不足。为什么在技术方面容易学、容易模仿，而在制度方面不容易学、不容易模仿？关键就在于技术是纯粹理性主义的东西，可以用科学的理论框架进行框定，而制度无法做到这一点。什么叫制度？制度就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群体中所有既得利益者的习惯行为方式。如果缺乏这点认识，我们就看不到制度里的非理性主义。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日本为什么超过法国？英国为什么超过法国？原因就在这里。什么叫”岛民意识”？根本一点就在于它有一种比大陆人的更强的危机感。正因为这样，”岛民”学起理性主义的东西来比大陆的人要快。英国比法国发达，这并不说明央格鲁 搜反尘捅缺鹑擞旁健Ｊ导噬銜醫椿嶂っ鰨敫衤 撒克遜作為一個理性主義島國，它的理性主義的确比大陆的理性主义强；但过度的理性主义也使它本身走向了极端，要很快的向下滑落。
我讲的这些算是对小凯先生的演讲在心理学、在人性、在人学的角度的补充。
李晓宁：
刚才杨小凯讲英国的问题和法国的问题有一个偏差。其实我很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英国走的是普通法体系，法国走的是大陆法体系。为什么会这样？罗马法和欧洲宗教这两大观念是统治欧洲上千年的最基础的东西。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打破了这两大模式。谁来打破的呢？是基督教。新教最大的特征就是分裂，所以就造成了天主教不能保持集权的情形。并不是说新教有多么革新、有多么先进，关键是它造成了分裂。而英国的普通法有一部分也是来自罗马法，这是跟大陆一样的。普通法最大的特点是它不是为国王服务的，而大陆法是为国王服务的。
还有一点，我们这些年模仿外国技术填补可以国内空白，而制度很难做到这一点。制度是很复杂的，它是人与人之间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下的信用关系。而我们现在的信用关系如何，我就不多说了。
蔡德诚：
我基本上同意杨小凯先生的发言。我觉得他在一个关键时刻提醒我们所有中国人，在享受没有制度模仿就取得很大成果的时候，要警惕后面的危险。我希望这个警告得到认真思考。技术发展可以取得突破需要有一定的保证，就是说在技术发展的初期，模仿的效率可以比较高，但越往后这一点越要打问号。
我是《科技导报》的主编，所以我始终从科学技术的角度关心社会发展。科学是什么？科学是自由思想的阳光雨露浇灌出来的花朵。没有自由思想的阳光和雨露，是不可能产生原创性、高质量的技术出来的。这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而高技术、知识经济的发展是什么？我认为是人类进入9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一个现象。我们中国人从上到下非常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以为知识经济就是知识。实际上知识经济首先是市场经济哺育出来的；第二点，知识经济是人性普遍解放的结果；第三点，知识经济也是高等教育大普及的结果。所以认为只靠我们的科学院士、精英分子就可以带动起我们的知识经济，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以为既然过去的模仿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成果，那么在高技术的模仿同样也能实现快速的发展，这也是思想上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充分、很不透明，我们人性的解放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也差得很远，因此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想超越发达国家是非常不切实、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危险性的幻想。所以我认为杨小凯先生的报告非常及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提醒。我说完了。
张祥平：我觉得杨小凯说的那几个条件里头缺了一个条件，就是当初英美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不光是因为它的制度，还因为它通过发现新大陆而在海外发掘了很多新的资源。这两个条件是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产生后面很多的机制。日本也是一样，如果它当年不欺负咱们的话，它是发展不起来的。这样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目前我们能再发现一个地球，那么英美制度就是绝对优越的；如果不能再发现一个新的地球，我们就必须寻找一个可以和欧美制度相替换的制度。这个制度实际上是我们中国人发现的，就是科举竞争制度。而且这个制度可以同杨小凯教授的分析结合起来。所以我最后把这个问题归结为环境方面。
仲大军：杨小凯先生的发言是很精彩的，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他看问题的角度是非常宽广的，值得我们有的学者借鉴。经济问题说到底也不是经济学的问题了，它涉及到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等方面。我认为小凯论证的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一个经济发达不发达，最根本的渊源就是它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我认为小凯的主要论述点就是从这里来的。
另外，小凯先生今天的主题是后发劣势，我认为它这个主题未免太武断了。但过去我们总是讲后发优势，现在小凯先生来了个反动，这其实是从另一个方面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思考，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将来会不会是后发劣势的案例呢？我是这样思索的。中国从历史上模仿苏联，学习马克思，都不成功。因此我们今后到底要模仿什么？怎样模仿？这是个关键问题。如果模仿成功，我倒不认为中国就一定是后发劣势。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管益忻：
小凯这个报告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我认为新教同天主教的区别、南美同北美的区别都不是主要的，但我们在讲后发优势的同时千万要注意后发劣势。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是同时存在的，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我要讲的是，我们的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制度创新。我们多年来一直存在制度创新很薄弱，而技术创新比较快的情况。比如说直到现在，我们的治理结构、政企分开等都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因此我们决不能用技术创新取代制度创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想讲几个具体的例子。第一是刚才提到的家电行业。现在的龙头海尔是从集体经济起来的，春兰则是从地方经济起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第二是我国的汽车工业。
去年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部等几个部门联合发了一个档，说是为了发展我国的汽车工业，我们取消了238项的不合理收费。我当时很高兴，但随后有个记者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各种各样的阻碍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乱收费有1500种，我一下就傻了。可见我们的制度确实是落后的。
郑也夫：我认为后发有优势也有劣势。应该说比较多的被大家谈到的是后发优势，所以杨小凯谈到后发劣势是非常有创见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各有各的道理。但如果硬要将二者进行比较的话，我认为还是后发优势的道理更大一点。但再大的道理说多了也没有什么创见了，而小道理往往是有创见的。杨小凯的立意非常高，不过要把后发劣势作为原理而把前一个推翻，我想是不可能的。
茅于轼：
最后我也说几句。我觉得小凯说的后发劣势显然是存在的，但最主要的还是后发优势。我们中国的发展大量地利用了西方的技术，我们现在从日光灯到麦克风到计算机，没有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都是利用后发优势。现在后发劣势也是存在的，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技术上的引进而在制度上没有变化，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感觉在过去的20年中间，中国在制度上、在法律上、在意识形态上还是有很大进步的。我想看到这一点会增加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把过去20年的情况做一下回顾，再想想将来20年会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将来我们不仅在经济体制上还是在政治体制上都会有更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到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现实，另一方面对以后还是要有信心的。
最后感谢大家来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