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新说法案例点评

1．张姝隐私权案例：《隐私权是权利人的独占人格权》

22岁的张姝未婚先孕，与男友商量以后，决定到某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做人工流产。在男友去买病例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医院的孙医生就对张姝进行妇科检查，并组织20多名实习医生进行观摩，介绍下身各部位的名称以及早孕的各种症状，有的实习生还在偷笑。张姝认为自己的隐私权受到了侵害，向法院起诉，要求追究该医院的民事责任。

点评

张姝这个案例，早在报刊上就读到了。我支持张姝的提起诉讼的做法，理由就是，隐私权是权利人的独占人格权，任何医院以及其他任何人和任何单位都无权处分权利人的权利，更不得非法侵害。

隐私，包括个人的身体部位的私隐处，依法予以保护，是由权利人自己独占享有的，受自己的意志支配。按照民法的原理，这是一种绝对权，是对世权，除了权利人之外，其他的任何人都是这一权利的义务主体，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不作为义务。任何人侵害这一权利，都构成侵权行为。在人类将自己的身体的某些私隐部位用东西包起来的时候，人就有了隐私观念，知道了自己身体的这些部位是个人的隐私。个人的隐私权虽然产生只有一百年多一点，但是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开始有了它的萌芽。对此，任何人，包括给张姝做检查的医生，都会理解。不然的话，将这位医生的衣服脱掉，用她的身体私隐处作为标本，来做一次教学试验，看看她同不同意？事实就这么简单——隐私权不能侵犯。

那位医生说，要患者有一点奉献精神。这要看患者愿意还是不愿意，因为这是患者自己的权利。有些人不仅愿意做出这种奉献，而且还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的器官献给他人，这也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品德崇高之处。但是法律不是保护崇高，而是保护一般，按照社会的一般观念制定。因此，张姝的做法不崇高，但是符合法律规定。至于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就是教学医院，到这里看病的人就得自愿做教学的标本，这是一种强盗的逻辑，是明目张胆的侵权。如果医院需要患者为教学做奉献，那就必须事先征得患者的同意，没有征得同意就进行教学实习的，构成侵权。

我建议，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应当在自己的医院进行公示，并且事先将这种公示向患者说明，不愿意接受教学实习的，不得对患者进行教学实习；患者愿意进行教学实习的，在患者的医疗费上，应当给予优惠。君不见，在理发的实习中，愿意提供脑袋帮助新的学徒进行教学实习的，自愿者是免费理发的。这种做法大概符合民法的公平原则。

2．第三者案件：《两个法律关系，两种处理办法》

程建刚系与郝毓蓝结婚。后郝毓蓝到加拿大读书，并带走程建刚的孩子和双方共同生育的孩子。程建刚在国内经营私营公司，引诱打工的女青年李春洁同居，怀孕后打胎。李春洁的父母知道这个情况后，找到程建刚，双方达成协议，赔偿青春损失费15万元，今后断绝来往。程建刚支付了6万元，在李春洁的反对下，后不再支付。郝毓蓝发现后，逼迫程建刚一起向法院起诉李春洁，追索上述赔偿款，调解达成协议，退回6万元。郝毓蓝有诉请与程建刚离婚，调解结案。

点评

这个案件倒是有点奇特之处，但是分析起来，也不难。这就是，这个案件是有两个法律关系，用两种处理办法处理，就可以解决了。

第一个法律关系，是程建刚违背忠实义务，与李春洁婚外恋，侵害了郝毓蓝的配偶权。正在修改的《婚姻法》在修改稿中已经写上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条文草案。将来这个法律通过以后，郝毓蓝可以请求“第三者”损害赔偿。这样处理，对郝毓蓝的配偶权就给予了适当的保护。

第二个法律关系，就是程建刚侵害了李春洁的贞操权，李春洁有权向程建刚请求损害赔偿。有一位人士讲程建刚与李春洁同居是对李的“引诱”，很贴切。引诱他人进行同居，造成后果，构成对贞操权的侵害，应当进行赔偿。在《德国民法典》，这是一个明文规定的侵权行为。虽然目前我国还没有这种制度，但是将来应当规定。大家都认为小小的李春洁虽然有错，但是值得同情；郝毓蓝起诉将6万元要回来也很“阴”；其法理根据也就在这里。这也是要建立贞操权保护制度的社会原因和群众基础。按照这种观点，可以认为程建刚给李春洁的钱，就是对贞操权侵害，造成怀孕、生产损害后果的赔偿，李春洁是有权拿到这个损害赔偿金的。郝毓蓝起诉追回这笔钱，实在是没有道理。

两个女人都是受害者，都应当进行保护，只有程建刚是一个民事违法行为人，应当给予法律制裁。

3．子女抚养费案：《义务与能力》

1991年，童心的父母曲南和童某离婚，法院判决童心由母亲曲南抚养，童某每月给付抚养费35元。1993年、1995年、1998年、2000年，曲南以童心的名义，多次向法院起诉，要求增加抚养费。最后增加到每月支付264元，并支付数千元的医疗费。由于童心陷进这种诉讼中，精神受到损害，甚至想以死来结束这种诉讼。童某再婚后，生活拮据，付不出判决确定的抚养费，提出申诉。三个人成了仇人。

点评

毫无疑问，童某是有抚养童心的义务的。这就是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即使是父母已经离婚了，这种义务也不能免除。

但是，任何法律执行起来都不是铁板钉钉，民事法律更是这样。义务是铁的，但是要看履行义务的能力。在履行义务的能力不足或者确实没有能力的，法律准许在履行义务上的减免，尤其是作为履行金钱的义务。童某应当对童心的抚养尽到义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在童某实在没有支付能力的时候，只能按照其支付能力，确定其履行义务的范围。法院的判决一点一点的增加，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是实事求是的。

应当肯定的是陈兮的说法，虽然有一点偏激，但是他说的道理是对的。曲南这个人应当很好的自省。自己是个干部，几年当中以给孩子征得权利为名，诉讼不止，其实就是为了给个人出气。童心有今天的这些不良后果，与她的行为有直接的关系。行使权利不当，就是滥用权利。法院曾经拘留她，一定是有法律依据的。为了孩子，曲南应当自责，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4．人狗同餐案件：《人格尊严也是权利，是最基本的权利》

陈志光夫妇到某餐厅吃饭，等到吃了一阵子后，一对母女带着一只狗坐在陈志光夫妇的对面，点来了饭菜，让狗在饭桌上吃，小狗则摇头晃脑吃得津津有味。陈志光夫妇认为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了损害，要求餐厅老板解决，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遂向法院起诉，要求判决餐厅老板赔偿精神损害。

点评

人格尊严是一般人格权的核心内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侵害人格尊严的，对侵权行为人应当追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餐厅准许人狗同餐，侵害的正是人格尊严的权利。

一般人格权是一种最基本的人格权，包括的内容是人格平等、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这种权利的作用，是概括和指导所有的具体人格权，规定具体人格权的内容，解释具体人格权的含义，创造新的人格权；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补充具体人格权的立法不足。当某些人格利益应当保护，但是所有的具体人格权还不能将其包括的时候，就应当依据一般人格权即人格尊严，认定侵权行为，并予以制裁。

人狗同餐，让狗在人吃饭的餐厅中跟人一起进餐，并且使用的是人进餐的餐具，这正是对人的人格尊严的侵害。爱护自然，爱护动物，都是应该的；但是，在社会中，任何人都是权利的主体，任何狗都是权利的客体，都是物的范畴，都是畜生的一种。如果为了爱护动物，就把人与狗的地位同等起来，这个世界可能就快要成为了狗的世界了。对于这种后果，恐怕就是热爱狗，把狗奉为自己“亲人”的人也是不愿意看到的。在现今的都市中，一只狗患病，会有很多的人出钱出款，予以救助，可是一个人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给狗资助的人却从不肯出一点资。这不是这个世界的怪事吗？

5．捉奸拍照案：《值得同情的和应当保护的》

乐玲和郑安1991年相识，1993年结婚。婚后，郑安寻花问柳，下班不回家，与三陪女等人同居。乐玲对其进行规劝，但遭其打骂。乐玲一气之下，回娘家不归。郑安因车祸受伤，乐玲对其进行精心照顾，但是伤好了之后，郑安又旧病复发，乐玲进行说服教育，郑安竟用开水往乐玲身上浇。1999年10月，郑安向法院提出离婚，乐玲与两个哥哥仪器回家取衣物，正巧发现郑安与一个女人睡在床上，乐玲的哥哥通知郑安的单位，打电话给“110”，对着郑安和那个女人拍照，其后，六名巡警受理离婚案件的2名法官和郑安单位的工作人员，来到了现场。法院判决书双方离婚，但是那个女人向妇联反映，乐玲侵害了其肖像权和名誉权，要求追究其责任。

点评

乐玲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最近，关于家庭暴力的讨论，越来越深入；禁止和制裁家庭暴力，越来越受到各界的重视。郑安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家庭暴力的施行者，是典型的民事违法行为人，应当受到制裁。至于是不是构成伤害罪，还要看具体的伤害后果，在这里不能断言。

“那个女人”在他人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人通奸，违反《婚姻法》一夫一妻制的规定，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不值得同情。但是她与郑安不同，还只是一个一般的民事违法行为人，她有权利保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如果乐玲等人确实捉奸在床予以拍照，作为证据，但是没有扩散、传播，虽然行为不妥，但是并没有侵害“那个女人”名誉权和隐私权。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故意捉奸，故意拍照，甚至在捉奸的时候对其进行侮辱，对隐私进行传播和扩散，那就有问题了，因为即使是犯有过错的人，其权利也同样应当受到保护。如果构成侵权，也应当受到制裁。应当指出的是，小偷头东西受到伤害，还要求失主赔偿，那是美国的法律，中国没有这种法律。

6．悬赏的案件：《王嘉友的行为应当鼓励》

马国方在路上行走，被一辆大货车撞伤，肇事者逃逸。后来马国方死亡，其女儿马真真为了给父亲报仇，悬赏追拿肇事者，许诺将追回的所有赔偿款都给举报人。某村村民王嘉有知道肇事者就在本村，为了得到悬赏的奖金，偷偷摸摸地约马真真说明线索，并要先拿出一些钱来。马真真见王嘉有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便通知公安机关，将王嘉有抓获，关押10几天，后根据王嘉有提供的线索，将肇事者捕获归案，法院将其判刑。王嘉有亦回到家乡。但是家乡的村民认为王嘉有不仗义，妻子也说他，一气之下，王嘉有感到无脸见人，去往外地躲避，马家想把悬赏的奖金给他，他也不敢要。

点评

王嘉有的行为无论从什么角度衡量，都是适法行为，而且是应当鼓励的行为。从向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角度上看，王嘉有向政法机关检举揭发交通肇事逃逸的犯罪嫌疑人，其客观后果是维护社会秩序。这种行为从形式上看是为了获得悬赏的酬金，但是从实质上看，是在为政府做工作，因而是应当获得政府奖励的行为。从索取悬赏得酬金的角度上看，王嘉有的行为符合民法原理的要求，他履行了悬赏广告承诺的悬赏行为，他就有权利获得悬赏的酬金。如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像王嘉有这样做，这个社会的秩序就会更好。同样，王嘉有的行为也不违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是发扬了这个美德。

至于王嘉有的行为的出发点是什么，法律并不认为应当谴责。举报犯罪嫌疑人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悬赏的酬金，并不十分高尚，但是也不可耻。无论是机关、单位还是个人进行悬赏，都是利用人的这种追求经济利益为动力，来实现自己悬赏的目的。行为人履行悬赏的行为，获得悬赏的酬金，都是合法的。王嘉有的村民甚至他的妻子都对王嘉友进行谴责，正是很多社会成员没有法制观念，没有是非标准的表现。这正是要解决的问题。因此，王嘉有及其亲人应当理直气壮地生活。

倒是公安机关将王嘉有拘留的行为，是应当进行赔偿的，王嘉有可以向拘留他的公安机关请求国家赔偿。

7．旅游的案件：《侵权还是违约》

17名游客参加某旅行社组织的新马泰港澳15日游，随意让一名游客作为领队，即出发。在途中，发现一名游客患有黄疸性肝炎，使其他游客倍感恐惧，结果，患病的游客再到香港后死亡。其中15名游客认为旅行社的行为影响了他们的正常旅游，向法院起诉，请求退回旅游的费用，赔偿精神损害。法院认为本案的性质是违约，判决旅行社共赔偿15名原告3万元。

点评

在法律上，区别一个行为是侵权行为，还是违约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这个案件的关键，正是在这一点上。

张民等人参加旅游团，参加境外的旅行，这17个人就与旅行社成立了旅游合同，产生了旅游合同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享有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旅行社一方作为组织旅行团的一方，有收取费用的权利，负有组织好旅行团成员旅游的义务，包括应当保证旅游项目、保证人身安全，以及保证承诺提供的一切服务。17名旅行团成员作为该合同的另一方，负有支付费用的义务，享有接受旅行社承诺的一切服务的权利。由这个合同做基础，双方的行为就都规范起来了。现在原告起诉的是旅行社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例如没有派导游，在旅行团中出现了严重的传染病人，影响了履行其他团员的旅行愉悦，等等，这些都证明了旅行社确实是违反了在旅游合同中的承诺，违背了自己的义务，构成违约。中级法院判决旅行社承担违约责任是正确的。

这种行为不是侵权。理由就是，在双方当事人发生争议之前，已经存在相对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是像侵权行为发生之前所要求的那样，原则上只存在绝对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侵权行为在构成上要求有现实的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害等损害事实，这是本案不具备的要件。因此，旅行社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行为。

关于责任，既然是违约责任，就只能根据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或者承担违约金，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现在中级法院判决给予违约的赔偿，是正确的，但是赔偿数额较低，对原告的权利保护得不够。

8．迟到的入学通知书：《法院的判决是公正的》

章可是一名学生，1999年参加高考。在录取的时候，由于是学校扩招的名额，因此录取通知书迟到，1999年10月2日才到达章可所在的邮局。邮局及时将邮件送到章可所在的村，交给收发员，并且签字，收发员就将该表由“大学录取通知书”字样的邮件放起来就算了事。2000年4月，这封信被发现，章可才知道自己被大学录取。经与大学联系，学校同意按照休学一年处理，但是要交易年的费用。为了补偿损失，章可向法院起诉，法院将邮局、村委会和收发员列为被告，判决三方共同赔偿延误学习的损失4936元，就业一年的工资12000元，精神损失费20000元。1995年，邮局曾与该村委会签订“代收报刊协议”，并给付一年的费用，以后没有再签协议，也没有再给过费用。

点评

章可诉邮局等损害赔偿案，法院判决由邮局、村委会和方某共同赔偿章可的损失，有理有据，是公正的。

首先，邮局有责任。不论是什么邮件，邮局都应当送到收件人的手中。这一点，可以从邮局与村委会所签的“报刊代收协议”，以及付过村委会一年费用的事实得到证明。1996年以后再没有签过这种协议，也没有付过费用，邮局就没有权利主张将邮件交给村委会就算履行完了合同义务。既然如此，邮局当然应当承担责任。

村委会和方某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在习惯上，村委会和村委会指定的收发员应当为本村的村民提供这类的服务，就是从道义上说，收发员收到了村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因为信封上已经标明了这个字样），也应该及时给村民送去或者采取其他办法。将这样的邮件压下半年多，实在是有悖于情理，确实存在过错。如果严格地从法理上说，收发员的责任首先应当由村委会承担，因为收发员是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他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应当由村委会承担，在村委会承担以后，再由村委会向收发员追偿。因为这是一种民法上的“转承责任”。不过，作为纠纷处理，现在法院的判法也是可以的。

9．讨债案件：《看问题要看实质》

1991年，国家修建国到再一家工厂的厂址中通过，拆除了部分厂房，政府许诺给27万元补偿费。到1997年，工厂也没有得到这笔补偿金。工厂悬赏，只要能够要回这笔钱的，给与10%的提成，超出的部分，给20%的提成。年家和已经退休，决定和老张一起，要回这笔钱。于是，工厂和年家和签订了写名上述内容的协议，年家和一方还盖上了“退休职工委员会”的公章。后来，年家和组织一些工人追索，不仅要回了27万元补偿费，而且还要回赔偿金43万元。工厂按照协议给了提成。事后，有人反映此事不公，工厂要求退回提成款，只给年家和等每人5000元奖金。年家和不服，向法院起诉。

点评

对于任何案件或者任何事情，在进行分析的时候，都应当看到法律关系的实质，看到问题的实质。年家和等人与工厂之间的这一个纠纷，从实质上看，就是一个委托合同。

当然，在刚开始的时候，工厂的行为像悬赏广告。但是，年家和在揭了工厂的“告示”以后，双方签了协议，从这时开始，工厂的行为就不再是悬赏的性质，而是建立了工厂和年家和等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了。工厂委托年家和向国家索要补偿费，要到款后，按照比例提成作为报酬。这是典型的委托合同，应当是合法的，有效的。

现在争议的是合同的主体问题。工厂是一个合格的民事主体，这没有问题。年家和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自己签名，也使用了“退委会”的公章。那究竟是谁在跟工厂签的合同呢？这就要用这句“看问题要看实质”的话了。这个合同的实质，就是年家和与老张与工厂签的合同，因为他代表的就是自己和老张。那么，年家和等是不是因为是工厂的退休工人而不是合格的主体呢？也不是，退休工人已经退休，就已经不是工厂的工人了，而是社会的人，只不过在工厂领取退休金而已。这样，年家和等就是以公民的身份，在与工厂签订合同，他就是合格的民事主体，他不是以自己是工厂的成员签的合同，而是以自己是一个公民签的合同。这样，这份委托合同就是一份完全有效的合同，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工厂违背合同，就是违约，应当继续履行，兑现其在合同中的承诺。

法院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第一次裁定驳回老年以“退委会”名义的起诉，是对的。老年以个人名义起诉工厂，要求工厂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是有理由的，法院应当支持老年的诉讼请求。

10．银行被抢案件：《银行领导的行为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职》

陈薇是某银行的职工，1999年7月，两名歹徒闯入银行，陈薇想要报警，但是没有安装报警器，想打“110”报警开关，但是报警器开关没有任何信号反映。用电话拨“110”电话打不通。一名歹徒冲到柜台，用刀逼迫陈薇，要她打开保险箱，陈薇被迫打开箱子，拿除了13568.46元，交给了歹徒，将另外25万元保护了下来。第二天，陈薇认为这是自己德国是造成的损失，在家拿出同样数额的钱，补给单位。银行宣布对陈薇的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陈薇向劳动仲裁机关申请仲裁，仲裁结果是撤销银行的处分决定。银行不服，向法院起诉，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之后，银行仍然坚持给与陈薇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的处分，并将陈薇的事件拍成录像，教育职工，要求银行职工“必须与犯罪分子进行殊死斗争”，陈薇的行为是失职行为。

点评

这个案件我很早就知道了，是在网上知道的，当时我就在网上发了帖子，声援陈薇（是假名字吧？）。这就是因为，陈薇的行为没有过错，是一个机智的、值得赞扬的行为，是用小的损失，保护了更多的国家财产。任何对这种行为的责难，都是错误的。

在过去，在中国的法律和中国的现实中，有很多“左”的东西。在保护国家财产的问题上，就是这样的。例如鼓励小学生为保护国家财产献出自己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例子。在我小的时候，学习刘文学，为了保护集体的海椒，与地主分子进行斗争，英勇献身，我敬佩得要命。那时，我认为海椒可能是一种非常值钱的东西，起码是比人的生命值钱。但是后来才知道，海椒不过是一种辣椒，这时，我才有了一种受骗的感觉，认为鼓励向刘文学学习，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鼓吹。还有，过去在劫机时，鼓励机组人员向劫机分子搏斗，这就是置全体乘客的生命安危于不顾；现在理智了，不这样要求了，是对的。在国外，法律对“身体强制”规定为免责的事由，任何人在身体受到强制的时候，做出的行为可以不承担责任。我们的法律还没有规定这一点，但是这应当是一个法理，应当参照。对银行的起诉，法院判决银行败诉，就是有这个意思，这个判决是完全正确的。

银行的一系列做法，倒是值得怀疑的。银行领导采取这些行为的实质，就是掩饰自己在管理工作中的失职行为。陈薇的行为是正当的，是应当赞扬的，但是银行领导就是揪住不放，甚至在法院判决以后还是继续为所欲为。这些做法除了说明这一点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11．拖布头案：《朱某的行为不是犯罪》

朱某在街上卖冰淇淋，一位顾客发现一直冰淇淋上面粘着一块拖布头，要求退换，朱某同意退换，之后就将这块冰淇淋冻起来，要求生产冰淇淋的食品公司赔偿50万元，否则就在3.15时曝光。食品公司与朱某没有谈成，即向公安机关举报朱某敲诈勒索。公安机关将主某抓获，一审法院判决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朱某不服上诉。

点评

在这个案件中，朱某的行为不是犯罪，而是一个民事行为，是应当受民法调整的行为。一审法院将朱某的行为作为敲诈勒索处理，是错误的。好在二审法院还没有最后判（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判了？相信二审法院不会这么没有水平），还有纠正的机会。否则，朱某的这个案件就是一个冤案。

朱某批发的冰淇淋上沾有拖布头，是严重的违背食品卫生标准的事件，朱某向生产厂家索赔，是正当地行使权利，即使索要的金额过高，这也是民法的问题，怎么能将他判罪？当然，朱某的做法也欠妥，正当的途径应当是通过法院，进行索赔，合理解决，不要企图借此发财，要把自己的行为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作为生产厂家的食品公司，将朱某送上法庭的做法是太过分了。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厂家面对索赔，不仅没有改正的诚意，反而对举报其产品卫生不合格的人企图绳之以法，就是恶人先告状，反咬一口，实在是恶劣。

现在的社会上，类似的问题很多，对消费者的权利有严重的损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制定，表明了国家的态度；尤其是规定对商品欺诈和服务欺诈的行为，可以双倍赔偿，就是鼓励消费者向这些违法行为进行斗争。朱某的行为有一定的欠缺，但是主流是对的，是符合法律的，应当予以支持，这不仅仅是对一个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社会发展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有好处。

12．夫妻索赔案：《付明欣和赵月月犯了重婚罪》

赵惠在纪某的面馆中打工，一天被纪某的儿子付明欣奸污，经人介绍，双方结婚。赵惠几次怀孕，都被付明欣强制打掉，不准其生育。赵惠多次人工流产，已经丧失生育能力。后来，付明欣在省城打工，与有夫之妇赵月月以夫妻名义同居，生育一子。赵惠向法院起诉离婚，同时索赔200万元。

点评

刘朝晖说得对，这是一个典型的包“二奶”的案件。付明欣和赵月月，两个人都是有配偶的人，都是明知他人有配偶，却违反法律，以夫妻名义同居，均构成重婚罪，应当受到法律制裁。现在的问题是，有重婚犯罪行为的人反过来起诉离婚，实在是令人气愤。

对于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修改《婚姻法》，正在进行讨论，得到了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拥护，相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这部法律的时候，是会得到人民代表的认可的。在这项制度确定下来以后，赵惠的诉讼请求也就有法律根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