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索引
作者：贺卫方 阅读3832次 更新时间：2004-06-23
索引是西文中“index”的汉译，在一本书中，它是所谓“backmatter”中的一部分。学术著作附有索引已是现代西方出版界的通例。索引的好外在于提供一种目录之外的检索手段，使读者能够快捷便利地获得一部著作中的各种信息。从前这个词的译名是“引得”，一引即得，音意合璧，堪称佳译。在一篇题为“窗”的散文里，钱钟书先生曾就从门进屋与从窗进屋两种情况比较时以引得作喻：“你进前门，先要经门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见，还得寒暄几句，方能说明来意，既费心思又费时间，哪像从后窗进来的直捷痛快？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愈远了。”
这比喻极形象，不过我还想举点自己经历的例子说明这种“后窗”近而“前门”远的情形。前些年我忽然对西方法律文献的早期汉译发生了兴趣。最早的例子是1839年林则徐在广州约人翻译瑞士法学家滑达尔的《万国律例》一书的片断。我从一本书的注释中知道旅美历史学家徐中约在他的《中国进入国际家庭》（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一书中对此有专门的论述，便到北图借出了这本书。在目录里我们可以见到一章标题曰“国际法的汉译”，下面一节题曰“林则徐翻译滑达尔的尝试”，按照目录标明的页码去读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知道这第一次翻译国际法的译者名叫PalerParker，汉名伯驾，另外还有一位译者名袁德辉。你或许想知道除目录明显标出的章节外全书中是否在其他地方也论及这两位译者，或者论及这次翻译，于是你跳到书后查索引，结果发现在全书其他地方仍有你需要的内容。再如伯尔曼的那本《法律与革命》，这部论述西方法律传统形成历史的重要著作长达70万言，通读一遍已非易事，更不必说对具体论说或史料的准确把握了。这时，索引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你或许想知道作者对韦伯学说的批判，但在目录上看不出来，不要紧，查索引在“Weber.Max”项下注明了全书中论及韦伯的11处页码；也许你对契约法的发展更感兴趣，索引里“contract law”项下列出了你应注意的29处页码。这样的索引对于学习与研究所提供的便利实在是无可估量的。
令人奇怪的是，文明悠久、各种典籍“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的中国却迟迟没有发展出这种于学术进步有明显益处的工具来。近代受西方文化影响，中国学术界逐渐意识到索引的必要性，甚至出现了几位献身于索引编纂事业的历史学家，如洪偎莲、聂崇岐等人。洪氏主持的引得编纂处（Sinologicd lndexSeries）自1930年起,费时20年，共编印中国古籍引得64种81册,嘉惠学林，功不可没。
但是,洪氏的事业并没有得到中国学术界的全方位回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新著作仍然不附索引，汉译西方学术作品原书后索引也一律删去，想从后窗走捷径通常是没门儿,不仅没门，窗也没有,山墙一片光溜溜，在世界范围内也算得上是特立独行的中国特色了。
当然，这不是什么好特色，十多年来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到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1980年，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语言与社会生活》，后面便附上了一些名目的索引。更多的情况则是出现在翻译作品中，因为原文已有索引，编译过来附在后面即可。当然，原来页码也要相应保留，于是除中文版页码外，又在切口处附上边码。仍然存在的缺陷是索引条目采取了外文与汉文对照、顺序按外文原顺序排列的办法，这就给不懂原文的读者带来了困难，有点像是一座大屋顶式中国房屋却开了些哥特式后窗。如能以汉语拼音序列重新编排岂不更好？
注：网友“法”中论见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