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临“死亡”的司法权威能否重生？
作者：师安宁 阅读4253次 更新时间：2012-01-14
【正文】
“上法院不如上访”这样的判断你信吗？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曾几何时，法院是个神圣的地方！
我们在影视剧中往往会见到这样的情景：一旦发生纠纷，某方当事人会正告对方“我们上法庭”或是甩出一句“法庭上见”的严正之词，这显然是一项极具威慑力的战斗行为。拿法律作为“挡箭牌”的那一方的那范儿简直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法院是他们家开的，底气十足！而被正告的那方就显得“很紧张”了。
应该说，影视作品虽然是一种文学创作，但其中显然寄托了人们对司法权威和司法公正的极大期盼。如果现实中人们的确依然这样信赖法院，那么我认为这当然是人民法院和法官的光荣——我是说如果我是法官的话我就这样认为。
如今的现实却是“上法院不如上访”，上访已经成为另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并且是更权威的一种机制。那么，一旦司法权要受制于另一种权威，所谓的司法权威还是“权威”吗？谁都知道，没有司法权威，权利救济机制一旦失灵，社会必然失范。不容否认的是，当下法治生态出现了严重的“荒漠化”的失衡趋势，司法权威受到严峻挑战且濒临“死亡”是一个必须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
各位看官也许要怀疑我的上述判断，但外交部的那位姜大姐面对中外记者说的明白：“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我猜想，这位大姐当时可能是说秃噜了，要不然“依法治国”喊了多少年了，又是我党“十五大”的重大政治成果，而且还煞有介事地写入了宪法，此话岂不是轻轻滴把“遮羞布”给扯掉了吗？此言一出，必然削弱我国的国际人权斗争能力，等于给国际“反华势力”提供了炮弹。大姐啊，你这不是“贼不打三年自招嘛”？！
其实，外交部姜大姐说的是实话，只不过“不该”在这个地方说而已。就像一个长期患有“家庭暴力症”的恶徒，尽管可能在家关起门来经常打老婆、骂孩子，但在外面他必须得装出一副正直、良善、慈祥、柔情、亲民的好形象，以此表示在其“暴政”下的大家庭依然是多么地“和谐”。所以说，姜大姐，你看看，“家暴”这些丑事哪能实话实说呢？
言归正传，要重构司法权威，就必须尊重司法规律，排除干扰，最大限度地限缩那些贬损司法权威的不利因素。
一般认为，是司法腐败损害了司法权威，这当然是中肯之词。但是，你得研究司法腐败的产生根源。难道真的是对法官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不够吗？当然不是！因为，那怕你是百年前千年前的一个封建官吏，也就是说无论你是哪朝哪代的法官都应知道“公生明，廉生威”的道理。
“廉洁”除了要具备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外，还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要知道，法官必须要有尊严、有地位的工作。你如果让法官时时“囊中羞涩”的话则尊严感何来？我常断想，如果我有决定权的话，我就给每名法官确定年薪不低于一百万！即便是最基层的法官，也不能低于这个数。因为我们国家有这个实力，我们的财政收入以十万亿计，我们可以进行大量的对外援助，可以免除许多国家数百亿上千亿的债务，为什么不能给法官高薪呢？因为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啊！如果最后的防线都垮了，还谈什么司法为民呢？
我们并不是没有能力高薪养着法官啊！你看，兰州正宁的孩子们惨死在校车之中，我国政府给欧洲小国马其顿的23辆“校车援助外交”却依然按期进行。虽然23辆车算起来也没多少钱，但“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心态还是让国人不太舒服。而且，“援交”可以在联合国获得选票的支持啊，我们“屁民”恰恰没有真实的选票！谁让中国人民当初的选择权“一次性”就行使完了呢？
当然，高薪也不是万能药，我不能保证高薪就能杜绝司法腐败。但我敢断定，这完全可以做到较大程度的“遏制”。试想，如果每名法官都成为如此高薪下的“既得利益者”，哪个法官还会为了蝇头小利而出卖自己葬送司法权威？但是，我显然没有这个权利，所以我这也只能是个“断想”而已，但愿全国的法官们不要怪我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哦！
高薪制下的法官更要切实地负起责任来！
其实，在我看来法官的主要责任就两点：一是恪守程序正义，二是实现公正裁判。给法院和法官附加太多的社会治理义务其实是违反司法规律的，不但“管理”不好社会，反而荒芜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须知，公正的裁判就是最好的普法教育，就是对社会治理的最大贡献，无论你怎么创新社会管理，永远都不能以损害司法权威为代价，否则遗患无穷。司法权的本质规律要求你不能乱动、不能瞎动、不能主动、不能妄动、不能盲动，当然也不能“能动”。我就不能理解，离开法庭的法官还是法官吗？如果裁判不公，不管你宣扬的是什么“动论”，都无法涤清被污染的水源。
“服务大局”是人民法院重要的司法价值观，但是必须认真厘清什么是真正的“大局”。在我看来，将党领导下制定的各项法律和政策在司法领域中予以准确、严谨地适用就是最高的大局。因为法律本身就是党的意志和人民利益的最高体现形式。绝不能以某时某地的“大局”为大局，从而在局部地区假借“服务大局”的名义去破坏国家法治。
强调司法的“人民性”和“为民司法”这是对的，笔者作为律师完全赞成。但是，“人民性”的具体价值应体现在何处？很显然，这需要通过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并且更要保护好“人民”的代理人---律师的执业权利来体现。在我看来，“人民”在没有进入法庭之前，他是人民；一旦进入法庭，所有的人民都有一个统一的称谓——当事人（或诉讼参与人）。不管你是官是民或是十恶不赦的被告人，都是法庭的当事人，他们的权利和人格都是平等的，法庭有义务保障他们平等的诉讼权利。律师，就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民”委托的代理人。因此，如果要体现司法的人民性就必须善待律师，保障律师的合法权益。反之，如果你一方面强调司法的人民性，而另一方面又损害人民“代理人”的权利，你说让我如何相信你？
中国的司法改革的“风向”自2008年“两会”后已经彻底逆转。此前，经过“二五”司法改革，无论是包括法官在内的法律人或是当事人已经有了清晰的程序意识、证据意识、规则意识、学术意识。尽管这些意识可能是“初步”的，正在继续培养、继续成长之中。但此后，中国大陆地区良好的司法改革动态嘎然而止。目前，最高司法当局正在对中国的司法权进行“外科自残式”或“内科服毒式”的戕害，司法权自身的倒退、弱化、“阳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管你当局承认还是不承认。
没办法，因为有人偏偏要削尖脑袋地、争着抢着地、注定地要使自己成为中国司法改革乃至法治建设倒退的历史罪人！——尽管目前是一片“盛世”之论。
腐败给中国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造成的危害无以复加。地球人都知道，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的腐败事业可算是腐败到家了，再不遏制，恐怕邓小平担心的“亡党亡国”的事真要发生了。当然，“亡国”可能有点夸张，而且把“亡党”与“亡国”捆绑在一起的“警告”是有人专门吓唬中国老百姓的，我认为中国亡不了！但“亡党”倒是完全有可能。执政党不可不警觉——我这可是掏心窝子的苦口良言呐！
回过头来再聊聊信访制度。
客观地讲，当前信访制度的不当扩张已经成为破坏中国法治建设成果的主渠道。有人认为，信访体现了政治民主、人权保障的内在要求，是老百姓表达意见和不满的窗口和途径。这些观点当然有道理。问题是，如果离开法治而用“和谐”的手段，用破坏法治、损坏规则和抛弃程序的手段去追求社会和谐，岂不是抱薪救火吗？尤其是涉诉信访，那种完全漠视司法规律和司法制度，将涉诉信访作为权利救济的重要手段，并有可能使之成为化解社会纠纷常态化的手段是异常危险的。应该说，目前过重的接访责任、考核责任严重地束缚了法院司法权的手脚，成为法官不敢依法裁判的重要因素，无异议鼓励了当事人的非理性上访行为。
很难想象，如果无原则地花钱买平安，“自废武功”式地损害司法裁判的本质功能，依法治国何止遥遥无期？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司法程序中应当遏制“和谐论”的泛滥适用，因为“构建和谐社会”只是一个政治伦理价值观，是执政党追求的一个终极价值目标，但绝不能将“和谐”当做治国理政的“方法论”，否则以和谐求和谐只能是抱薪救火，而只有以法治求和谐才是真正的治国之道。
坦率地讲，不适当地“扩张”甚至夸大信访的救济功能实际上是执政党对其执政权的一种滥用，是强化人治、破坏法治、损害社会规范、制造诚信缺失、鼓励纠纷产生的重要根源，其恶果必将显现——尽管这是标榜“人民性”的需要！但“青天大老爷”式的政治生态岂能成为依法治国的根基？
我在断想，如果要重启司法改革，挽救濒临死亡中国司法权威，就必须尊重司法规律，必须恪守司法中立、必须坚持司法被动，必须让法官回到法庭，必须断然终止司法信访制度，必须强化司法权本身的救济机制。
切记，只有公正裁判，才能产生司法权威；只有尊重审判规律，才能维护司法权威。
显然，靠“调解”是不可能产生司法权威的，靠“能动”绝不能维护司法权威！——不信？
看官们，你可以等着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