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后的环境法律人

从1961年至今，“人类生态脚印”较之以前扩大了三倍，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一直超过自然界资源再生的速度。环境产出能力遭受破坏的同时，环境的吸纳能力也受到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源控制的弱化及清洁技术滞后等限制。近半个世纪以来，各种环境问题的出现同时也伴随着环境法的兴起，环境问题与环境法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又都遭遇了类似的困惑和肓区。从DDT到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法理想主义与现实功能的错位，都是对真相的忽视。如果说对环境问题的真相认识不清是对生态安全的挑衅对人类命运掩耳盗铃式的冒险，那么对环境法价值与出路的探究不慎则有可能是对其法律效力与功能的冒险。

关键词： 生态安全 全球变暖 环境实证分析与忧思 法律共同体

一、 寂静的春天与“后京都”问题

DDT化学名为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是一种早在1874年就被合成高效杀虫剂。1930年代，贫穷落后的亚非拉地区饱受蚊虫传播的斑疹伤寒威胁，在战火弥漫的欧洲，深陷泥淖的士兵们也不能幸免，同时，全球的农业也遭受大面积虫害的考验。饿死或病死，成了人类生存的重大威胁。1939年瑞士化学家保罗·缪勒（Paul Muller）发现DDT能够有效地杀死昆虫并因此获得1948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1942年，DDT投入市场，以喷雾方式作用在病人身上，有效的抑制了疟疾，伤寒等恶性疾病的传播，在二战中大量士兵因DDT免于斑疹伤寒的传染增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战斗力，仅在印度，10年间就使病患从7500 万例减少到500 万例。同时，DDT使农业产量增长了近两倍。

然而人类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被誉为救世主的DDT扮演了天使与魔鬼的双重角色。在它功勋著作的背后，当时的人们完全难以想像它还是一个“隐性的环境破坏者，动物和人类的杀手”。<1>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女士在1962年《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写到：“极微量的DDT鼓励看来对环境影响不大，但进入生物界的食物链之后，沿着食物链的方向进行着富集，因其特殊的结构而得以存在于生物体的脂肪组织之中，并不能通过代谢排出体外，于是，该生物被捕食后，捕食者也就将其体内的DDT 全盘接受。越是位于食物链高端的生物体内的DDT 含量就越高，终将会超出DDT 对生物体无害的的极限而危害其生存，而最危险者无疑是位于食物链顶端的人类。而且，DDT无论在氧气中还是光照下都难以分解，因此会长期滞留在土壤和人体中，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分解。”

得出这样的结论在DDY极盛的时代是可怕的，一开始没有人愿意直面这样的真相，《寂静的春天》1962年在美国正式出版时，迎接它的是来自各方的强烈抗议，甚至人身攻击。直到两年后，卡逊女士去世，关于DDT的真相才开始被其它人所接受，大规模的环境保护运动和组织也争先上场，卡逊也由先前“煽情的女祭司”演变成环保之母。《寂静的春天》一书，被誉为“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历史不会重复但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此后的45年中，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每年向大气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地球正在变热。2007年——“冰川消融，后果堪忧”成为本年度世界环境日的主题。环境科学表明：气温升高2摄氏度会使世界15％到40％的物种灭绝；升高3摄氏度将使数百万人遭受洪水危害；升高4摄氏度会严重影响世界粮食产量。气温升高还将导致海平面上升，2亿人无家可归，沦为难民。气候变暖将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升高，农作物减产，饮用水短缺，更多人死于营养不良和高温，更大规模的疟疾和登革热疾病暴发。地球正在变热。如果现在不严肃对待升温问题，全球经济将付出比治理这一问题高5到20倍的代价。<2>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2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2次缔约方会议讨论了关于２０１２年之后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即“后京都问题”。国际环境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同时也是《京都议定书》的一项基本原则。美国曾于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签署了《京都议定书》，经过长达8年的讨论，京都议定书终获得120多个国家确认履行公约，包括俄罗斯于2004年11月接纳后，终使议定书能在2005年2月16日起正式生效。

美国是目前全球温室气体人均排放量最高的国家。但２００１年，美国总统布什刚开始第一任期就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布什政府在此后一再无视世界权威科研机构就全球气候问题90％系人为因素所致的科学结论<3>，一味强调地球变热是纯自然演化的正常状态而非人类行为所致，借口要有“不容置疑的科学依据”，否则温室气体减排会给美国带来过重的经常负担，影响全球经济增长。掌握着环境政策导向与资源导向的白宫，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重大危机与真相面前选择了利己主义的逃避，不仅不承担应有的全球环境共同责任，还变本加厉地推脱其作为发达国家能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有区别的责任，此举是对全球环境国际共同关怀的极度蔑视，这也成为解决“后京都问题”的重大障碍。

今年10月12日，致力于全球气候事业的美国前副总统、苹果公司董事会成员阿尔·戈尔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荣获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在某种意义上，戈尔和卡逊都是敢于直言真相的人，但戈尔不是卡逊，温室气体对人类的破坏力也远大于DDT，几千万年来均衡的温度和二氧化碳含量在短短数十年时间内已变成威胁人类及地球上其它物种生存的最大杀手，其危害性不亚于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DDT早在数十年前已被大多数国家明文禁用，而要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任重道远。

二、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戈尔----《不可忽视的真相》

2007年10月12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美国前副总统苹果公司董事会成员阿尔·戈尔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这位前美国副总统在卸任后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集中于气候变化事业，游走世界各地进行演说。去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不可忽视的真相》就是由戈尔亲自出演。这部纪录片生动的揭示了近几十年由于人类的活动，而导致地球气温的自身调节均衡被打破，全球气温骤增，地球变热，冰川消融，海平面上涨，，农作物减产，饮用水短缺，更多人死于营养不良和高温，更大规模的疟疾和登革热疾病暴发等等的生态灾难。

“如果你祈祷，人类能拿出改变的勇气，过去的一切证明我们有这个能力”，观看戈尔的《不可忽视的真相》过程中，他所表现出的关怀全球的热情与胸襟，对布什政府的批判，对美国式英雄主义的诠注，都让人颇为振撼。苹果公司用Keynote软件制作的幻灯片中，在距地球40亿英里的地方，地球在宏大的宇宙之中只是一个淡蓝色的小点，而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成功与失败，战争与饥荒，是我们唯一的家园。戈尔扮演的角色不仅是站在布什政府对立面的环保斗士和竞争对手，他更像一个人类家园的悍卫者，古希腊神话中反对暴君统治的普罗米修斯。

“购买节能产品，如节能灯；调整你的空调，降低对能源的消耗；不买汽车，少开汽车，买汽车也要买小排量的；多步行或者骑自行车，搭乘轻轨、地铁。尽量使用可再生能源。 种树，种很多很多的树。 参与媒体节目并撰写文章宣传环保”这样朴实的话语相对于科学家们对给地球降温的诸多奇思妙想，更让人信服环保就是从身边做起，触手可及的良好习惯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地球。公众参与既是一种参与权利，同时还是参与义务。

然而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抵抗”，包括减排温室气体在内的一系列环保行动，或许都与美国2008年总统大选有着密切关联。无论如何，至少戈尔用他特殊的身份和方式，进一步唤醒人类保护环境的情感，环保已经不是某个政府的决策问题，而是所有地球人需要共同面对的哈姆雷特式的关乎存亡的集体觉醒。

三、 法律人的环保贡献与环境法的忧思

做为政治人物的戈尔可以用艺术、宗教、高科技来倡导和推进环境保护，甚至把环境保护归结成为一个道德和勇气的嬗变。这种英雄主义的浪漫对法律人来说是不适用的。法律人对环境的贡献则“在于微观的制度性理解和处理”，<4>在于对环境问题真相的忧思。

法律共同体或许是21世纪所有智力群体中使命和负担最重的一群，当面临的是一个关乎公益利益的危机时，法律人似乎更应该拒绝漫无边际的宏大理论，用法律思维应有的逻辑自足和价值理性，认真的对待虚幻与真实，无用与有用，犹豫和肯定，模糊与精确。<5>

环境法尤应如此。祛魅还是复魅，都不能成为环境法做为一个法律部门过于浪漫温和的理由，边缘人和精神流浪者不是环境法的本色。现代环境法发迹于工业社会，它可以作为后工业时代在法学上的标志（尽管后工业时代是否真正来临还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环境法已经或正在试图构建的体系中借助生态中心主义、公共利益观作为其理论支撑，从传统民法的物权体系中分离出公权私权属性兼容的具有独立价值的环境权，调整论，融合论，资源权利论，非人生命体权利，环境正义论，全球环境伦理等等，都展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友好，人性对物性，甚至神性的礼让。它聪明的回避尖锐的质问，努力证明人与环境的相容，生命体之间对“权利”的共享，生态利益优先，美化欲望的贪婪，宣扬合理妥协的智慧。

制度不是万能的，人的理性有限，法律的理性同样有限：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等等，任何一项单独的制度设计都并非包治百病。在平衡与极至之间，环境法所能选择的只可能是损害最小化，把制度与个案结合设计出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平衡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以及环境作为公共利益的社会诉求，而非追求利益最大化及立法形式完满的极至。环境法的忧思也在于此，如何摆脱教科书式的介绍和应然的形而上层面，而将问题深入细致，进行少量化的个案研究？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可持续发展，代际公平之外，环境法立法的应急性政策性是否有必要及如何辅之以环境教育的长期性和环境执法的强制力？诸如此类的疑问都是环境法的现实困境。

法律人的城邦，仰仗的不是知识本身，在信息的互联网时代，知识的不可垄断性决定了认识的多元化，因此，要在现有的体制内建立知识共同体，起决定作用的是支撑知识的立场。“作为一种主要的统治方式，法律在影响和塑造社会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法学家的法律观虽然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在很多情况下是比较小的”。<6>环境法如何与环境政策、环境科学，环境教育及其它法律部门之间达成立场的一致以共同应对人类环境的真相，环境法的研究如何与环境问题的解决达成效果与期待的一致，值得深长思之，拭目以待。

“继续拖延、折中和自我安慰的权宜之计的时代已接近尾声，取而代之是我们将生活在其后果之中。”

　　　　　　　　　　　　　　　　　　――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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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经典文库：《寂静的春天》，<美>蕾切尔·卡逊著，吕瑞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 英国2006年10月30日发布的《全球气候报告》

<3> 联合国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全球变暖已是不争事实（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2月2 日发表）

<4> 苏力：《波斯纳及其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 <法>奥古斯都．孔德：《论实证精神》，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6> 郑戈：《法律与现代人的命运——马克斯．韦伯法律思想研究导论》第一章，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