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南县千余村民环保讼案（二）－－二审开庭

8月18日，福建最受关注的一起污染案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屏南县近30位涉诉农民连夜赶至福州，从凌晨一时至上午八时三十分开庭，他们一直站在马路边等待。

今年的5月9日，一审法院福建宁德市中级法院向原告、被告屏南县榕屏化工厂送达了一审判决书，法院判决被告赔偿1721位原告果树、毛竹等农作物经济损失，责令被告立即停止废物排放引起的侵害，清除工厂周边堆放的工业废渣。

原被告均对一审判决表示不服，上诉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审法院要求屏南县榕屏化工厂向1721位原告支付损害赔偿金近25万元，而此前原告索赔额是1353万余元，判决只确认了个零头，农民们非常不满。这因此成为二审庭审的第一个焦点问题。而被告诉讼代理人也在二审庭审时多次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审时农民们诉讼请求额仅占一审法院支持额的1.8%，而一审的案件受理费化工厂却承担了三分之二，鉴定费百分之百要化工厂承担。如此悬殊过分的诉讼费用分担方式，有违公平原则。”但原告的代理人则认为，这是一审法院的一种平衡术。一千多万是大头，几万元的案件受理费和鉴定费则是小头，不确认大数额的损失，只给农民一些小恩小惠，这种做法不能接受。

庭审的第二个焦点问题就是鉴定的事。原告方认为，一审在确定鉴定评估单位有不透明之处。原告原来建议聘请北京一家农业环境监测机构作为鉴定单位，该机构技术力量雄厚且有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能力。但一审法院最终确定了江西某会计师事务所，而经办人员都是该所外聘的宁德和福州人。同时，为了弥补该会计师事务所的能力上的部分欠缺而确定了由宁德市林业局进行林木受损面积的鉴定，但实际上此项工作只是由该局工程师唐某个人完成。唐某两次到现场工作的时间合计不到1天，鉴定的公信力不够。而且最终唐某出具的报告并没有加盖所在单位的公章。被告一方则指责农民们到处告状，致使双方最终以“省份排除法”确定鉴定单位。只要一方获悉对方在哪个省份有关系，就向法院提出排除该省份的鉴定单位，这个责任在原告方。另外，专家的权威鉴定法律并没有规定必须得加盖公章。

当天的庭审双方分歧较大，没有达成调解协议。庭审在福建省高级法院第五法庭进行，四排旁听席座无虚，涉诉农民显得憔悴不堪。一位宋姓农民说，昨晚他们八时多包车前往福州，至凌晨一时到达福州西汽车客运站。期间，屏南县有关人员还两次打电话命令他们立即返还。因为住不起旅馆，近30位农民从西客站走到福建高级人民法院门口等，一直等到法庭开门才得以进入就坐。中午庭审结束后，一位年纪稍大些的农民支撑不住，众人硬扶着出去。

十三年前，亚洲最大的氯酸钾生产基地落户在福建最贫困的山区县屏南，是个大喜事。1992年福州闹电荒，并且电价很高，用电大户福州第一化工厂计划将高耗能的氯酸钾产品的生产向能源丰富、电价较低的山区转移。此时恰逢福建省关于经济发达地区帮助和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山海协作”政策出台，屏南丰富、廉价的水电资源和积极的引资政策吸引了福州一化。在福建省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下，福州一化出资70%、屏南县政府出资30%共同组建榕屏化工厂。

这年3月，榕屏化工厂在屏南城郊东南的溪坪村破土兴建。至今企业累计投资已超过4亿元，形成了年产5万吨氯酸钾生产规模。榕屏化工厂每年承担了全县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让该县许多教师、干部的工资得到足额发放。

但农民们却发现，自从工厂投产后，周边的农作物、果树、毛竹逐渐枯死，溪水里的鱼、虾逐日减少以至绝迹，部分村民得了怪病。受害的村民就向县、市、省有关部门反映，要求厂方给予赔偿。但农民维权意识的上涨的同时，各方施压的频度也加大。

2002年3月13日，部分农民在县城组织了一次募捐活动，提出共同建设环保屏南，期间募捐箱都被当地有关部门抱走，农民还是募得10万多元资金。当年11月，共1643名村民向宁德市法院递交了诉状，同时在向法院提交的一份《农、林、果等作物受损金额按户汇总表》。诉讼代表人张长建说，“统计足足做了半个月，稿纸有两个药箱那么高。”

“但这种大气污染官司很难打。”中国政法大学王灿发教授说，“我们见过很多水污染的官司比较好打，但大气污染比较难。因为气体从工厂排出去，那边村民说自己身体受损，农作物被破坏，是否有因果关系不好证明。”

榕屏化工厂也表示冤枉：“工厂旁边还有一个污染源，而一审法院直接确认我们排污是农作物受损的原因。企业现在不仅要应付低迷的市场，还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来参与诉讼。真是让人很心急。”

关注此案的环保专家说，从目前的进展来看，通过司法途径至少让污染企业基本上改进了过去落后的生产模式，山上的植被也有所恢复，这是一大进步。但是企业是否能够长期做到稳定达标，还不能下结论。这种高污染化工厂只有周边空气扩散能力强、企业一直稳定达标，青山绿水有可能重现。